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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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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王星从缅北妙瓦底逃出来已经一年多，他没有等来影视剧邀约，等来的是催收电话。

手机被犯罪团伙扣着刷脸，在6个网贷平台借出17.8万元，钱一分没见着，全进了骗子的境外空壳账户，债务凭证上的名字却是他自己的。

为了保住征信，他只能认下这笔账，每月固定还四千多元，持续三年，一个被拐卖的人，回国后要给骗子还钱，这事听起来像笑话，但它就这么真实地发生了。

四天被卖三次，人是逃出来了，债留下了

把时间线拉回到2025年1月，王星在微信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叫“颜十六”，自称是某剧组副导演，说要去泰国拍一部叫《缉毒女警》的戏。

拍摄地是泰国周边，内容保密、演员阵容保密，为了打消王星的顾虑，对方提前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还订了酒店，2025年1月2日，王星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飞往曼谷。

落地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之后，一辆轿车把他接走，司机没有按预订的酒店信息送他去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一路开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湄索县。

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星被要求换乘另一辆车，这时候他已经察觉到了危险，偷偷给女友发了一句微信：“猫喂了没有。”这是出发前他和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全程关注他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

王星随后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进入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短短4天，他在妙瓦底被转卖了3次，从阿波罗园区转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被转移到凯旋园区。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联合营救小组很快找到了他，将他解救回国。

可回国之后，他面对的第一件事，是还款账单，在园区被控制期间，犯罪团伙拿走了他的手机，利用他的身份信息和人脸识别，从6个网贷平台借出了17.8万元。

钱款全部被犯罪团伙占有，流入了境外空壳账户，可所有债务凭证都指向王星本人，他回国后被迫与多间机构签订分期还款协议，每月固定偿还四千余元，持续三年。

获救以来，他没有接到任何一部影视剧邀约，此前失联前每天收入不足208元，目前仅靠微薄积蓄和女友的工资勉强维持开销，还欠着女友3.6万元。

这里头有一个很扎心的数字对比，王星被拐前在演艺圈跑了多年龙套，收入一直不高，一天不到208块钱。他被胁迫借出来的17.8万，相当于他不吃不喝干两年多的收入。

骗子用他的脸借出来的这笔钱，他得靠整整三年的分期还款来慢慢填，而这三年里，他还不知道能不能重新接到活儿。

法律上能撤销，现实中够不着——一年期限早过了

这笔债到底该不该还？法律条文本身写得很清楚。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合同被撤销后自始无法律约束力，借贷项下还本付息义务不再有效。

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明轩明确指出，王星如举证证实案涉网贷合同系受胁迫订立，有权诉请法院撤销借贷合同。

可现实远比条文复杂，王星被困园区时手机被没收，人身自由完全被控制，根本无法留下“刷脸时正在被胁迫”的直接证据，诈骗团伙的胁迫发生在境外封闭园区，举证存在不小的难度。

更关键的是，受胁迫的撤销权有一年除斥期间，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王星2025年初获救，到2026年10月此事才引发大范围关注，一年期限早就过了，就算他现在想告，时效这关就过不去。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补充了一个关键点：犯罪团伙的刑事责任，不影响王星与网贷平台之间的民事合同效力，两者是分开的。

在司法裁判作出最终认定前，网贷平台手握电子签约记录、人脸核验信息、放款流水等证据，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平台有权向王星主张履行还款义务，并开展催收、报送征信记录。

人脸识别通过，操作设备一致，款项按规发放——平台的逻辑就这么简单，至于镜头前的人是否被人拿枪指着，风控系统不管，也管不了。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王星被胁迫刷脸借贷时，人被困在缅甸凯旋园区，手机被犯罪团伙掌控，这笔钱放款后，犯罪团伙通过多个账户层层转移，最终流入境外空壳公司。

从放款到转移，整个过程不超过几分钟，网贷平台的风控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什么？答案是几乎没有，人脸识别通过，身份证信息匹配，放款流程走完，平台的任务就结束了。

至于借款人是否处于被胁迫状态，平台既没有义务去核实，也没有能力去核实。

人脸识别没有识别出胁迫，征信也没给受害者留活路

这件事真正扎心的地方，不是王星“该不该还”，而是这套让受害者“不得不还”的机制，整个征信体系和网贷风控逻辑，对受害者的碾压是系统性的。

网贷平台的风控体系从设计源头就缺失了对“自愿性”的验证能力，人脸识别被当作“本人意愿最强证明”，却从设计之初就没有应对人身胁迫场景的能力。

放款时风控形同虚设，追债时却以“认证信息属实”为由拒绝撤销，双重标准的背后是平台将风险完全转嫁给受害者的商业逻辑。

一个被控制人身自由的人，被迫刷脸借出来的钱，进了骗子的口袋，平台收着利息，受害者还着本金，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受害者扛下了所有。

征信是压垮受害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平台有权报送征信记录，一旦逾期，王星的征信就会留下污点，征信惩戒立刻启动，刑事案件侦查却周期漫长。

在这种时间差面前，受害人的理性选择恰恰是最无奈的选择：先还钱保住征信，再慢慢打官司，可一旦开始还款，就可能被平台主张为“对债务的认可”，反过来削弱撤销合同的诉讼基础。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不还钱，征信先坏；还了钱，官司更难打，法律给了王星一把钥匙，可这把钥匙够不着锁孔。

类似的事情不是没有先例，2024年，广东一名男子被诱骗到缅北后逃回，同样发现自己名下多了十几万网贷，钱全被园区拿走。

他的处理方式和今天的王星一样——先还钱，保征信，再想办法打官司，可官司打到今天也没有结果，平台的逻辑很简单：合同在这里，人脸识别在这里，钱确实放出去了。

至于放给了谁、谁在用，那是刑事案件的事，跟民事合同无关，这个逻辑本身没有法律漏洞，但它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整个借贷行为从头到尾都不是受害者的真实意愿。

一个人被武装人员拿着枪押着刷脸，这跟一个人主动打开手机申请贷款，在法律上应该有本质区别，可现实中，人脸识别技术分不清这两种情况，平台的风控系统也懒得去分。

技术越进步，受害者的举证反而越难，因为“你本人在镜头前做了认证”这件事，在平台的证据链里几乎是无法推翻的铁证，朋友们，王星从缅北逃出来了，却要为骗子还债到2028年。

你觉得网贷平台该不该为“被胁迫刷脸”设一条特殊通道，征信系统在已立案的胁迫案件面前该不该先冻结不良记录，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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