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张国焘携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了台北。他在香港九龙花6000港元租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大,但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个女佣的居室。
选择香港定居,实是不得已之举。这片土地此时既非国民党又非共产党统治,适合他这种政治背景复杂的人住。
在此之前,张国焘曾在台湾短暂住过一年多,因为备受冷落,他不得不做腾挪。国民党当局既没有给他安排职务,也不接济他的生活。就连他看好并准备修缮的房子,也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强行征用了。
张国焘在台湾真正领受了什么叫“无立锥之地”的悲凉,他对国民党失望透顶,这也为他后来联合顾孟余、张发奎搞第三势力、办《中国之声》等打下了基础。
早年张国焘
《中国之声》杂志是所谓“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的机关刊物,目的是反蒋。有一次,他们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骂蒋介石是一个毒瘤,应该割去。这篇文章由张国焘等一起会商决定,执笔人是李微尘。
谁能想到,就在两年多前,张国焘在台湾时,还曾想恢复《创进》杂志,此杂志主导思想可是拥蒋反共。
一如《创进》杂志社之最终不了了之,做《中国之声》杂志社社长没多久的张国焘,也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排挤出去。没多久,杂志也停办了。
此后,张国焘便没有正儿八经工作过了。没工作、无收入来源,只能坐吃山空,那么多嘴等着吃饭,张国焘只得另想法子。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黄金市场价格逐渐上涨。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见许多人炒金赚了钱,也动了心思。他将家中仅有的5000美元全部作押金,到金融市场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
一开始确实赚了不少,张国焘激动不已,觉得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将全部收获拿来买涨。
张国焘、杨子烈、程思远
战争很快结束,黄金市价大幅跌落,没能把握好机遇的张国焘连老本也赔了进去,终一贫如洗。此后,一家子只能靠大儿子张海威的薪水度日。
一大家子如此多人,还要供二子、三子读书,仅靠张海威的薪水当然不够花。张国焘夫妇每天只能粗茶淡饭,这样的日子可苦了张国焘。
张国焘出身江西萍乡官绅世家,父亲是官员且还经营钱庄,家世显赫。张国焘是家中长子,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后来还进入北大读书,吃穿用度也是极好。就是后来参加了革命,他的生活也一直坚持“特殊化”。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他有专门的马匹、驮运物资的骡子,他的一切吃喝是单独供给,和普通指战员的艰苦环境形成巨大反差。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张国焘还有8万多兵力,而中央红军仅有2万多人。张国焘本人面色红润,身材高高大大、胖瘦适中,而毛泽东瘦弱憔悴,与他形成鲜明对比。
张国焘与毛泽东合影
张国焘打听清楚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摸清实力差距后,自恃枪多、人多,开始向中央索要最高指挥权。后来更是直接另立中央,枉顾中央北上的命令,坚持南下。
这一切背后,说到底是“特权思想”作祟。张国焘的特权思想,和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截然相反,他最终叛变,实是必然。
张国焘特权背后是个人享乐主义,这与他孤注一掷炒金的背后根源,本质上是一回事。
炒金亏光老本后没多久,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上街买菜时不幸摔在石板路上,摔断了臀盘骨,一住院就是半年多。因断裂部位难以复原,杨子烈最后成了跛子,行动多有不便。
看着妻子一瘸一拐地走路,张国焘心里难免凄楚。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的折磨一齐涌来,张国焘一下子老了不少,眼睛也越来越昏花。
张国焘经常一个人掉眼泪,他不敢想象以后的生活会怎样。
晚年张国焘
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决定写信求助三弟张国杰。张国焘自视过高,自然不肯自己出面写求助信,于是让妻子杨子烈代劳。以下是这封求助信的具体:
“国杰弟: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儿海威教书糊口。现想将二儿湘楚和三儿渝川暂回老家寄养。家中意下如何?请速回信。嫂杨子烈。1951年4月”
此时长在国内的张国杰接到信后,因怕受牵连,主动将信交给了上栗公安派出所负责人李明志。李明志将信退回,张国杰不肯,说“留在你这里好,不然,领导要看不方便。”在张国杰的要求下,李明志留下了此信。这样,张国杰没有回信。
张国焘生活遇难的当口,他昔日的老战友毛泽东正领导进行土改,抗美援朝战争也取得决定性胜利。随着中国在世界威望日益提高,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向中国表示友好……
眼看着自己背叛的组织越来越好,闲居香港的他心里五味杂陈。谁想得到,大陆一派生机勃勃,自己却穷困潦倒。他生出了回大陆的想法。
张国焘给中央写了信,很快中央回信了:
“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同时,中央还表示:允许他的次子回国读书。后来次子顺利进入广州医学院读书,就是国家给予照顾。
张国焘接到信后,居然犹豫起来了。此时的他依旧没有复盘过:自己这一路的悲剧,全是犹疑带来的。不反思的人,将会无数次犯同样的错误,张国焘最终拒绝公开认错。他自己私下说:
“性命安全没问题,但要长期接受批判,后辈的指责、羞辱,我放不下从前的身份和面子,承受不了,这件事就此搁置吧。”
晚年张国焘
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张国焘看到国内环境相对平稳,又托人再次向北京捎话,重提回国定居的请求。中央的条件依旧没变:承认错误,做出检讨。张国焘依旧不愿意低头认错,第二次机会也错过了。
张国焘提出回国前,试探性提了一条要求“让子女回国读书”,这一诉求中央同意了。
张国焘想回来过安稳日子,但却不肯承担历史错误带来的政治责任,这是他错失回国机会的根源所在。60年代,张国焘见国内局势动荡,运动波及香港,内心恐慌不已,于是干脆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投奔儿子去了。
张国焘带妻子杨子烈抵达加拿大的时间是1968年,此时,他们的儿子张海威正在多伦多研究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年已71岁的张国焘原想靠儿子养老,他心想:三个儿子,养他们二老,应该不成问题吧。显然,他低估了国外生活的难度。
张国焘夫妇在加拿大与孙辈在一起
刚到多伦多,他就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自己一家都困难,要再养着他们二老,只怕小家都得破裂。无奈之下,他们搬出大儿子家,住进了免费养老院。
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贫困老人,可以每月领受政府福利救济。可这笔钱并不多,每月最高是40加元,可这份补贴1970年也停办了。
1976年,年已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妻子杨子烈也已过了七十岁,加上腿部有残疾,他也无力照料张国焘。
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官办的老人病院。老人病院只收容患病老人,杨子烈无法跟随他一起,老两口就此分开。
张国焘的老年病院位于多伦多市郊,条件很差。他居住的房间只有6平米,他还得忍受和另一位同样患病的老人同住。疾病折磨他的同时,脾气坏的老病人也折磨他。
当有人来此探望张国焘时,老人会因为他们的谈话声太大而发牢骚。张国焘说话本就困难,自然无力争辩,只能有气憋在心里。
中风后的张国焘说话非常费力,听力也明显减弱,他唯一的活动时间是每日坐着轮椅室内“放风”。偶尔,妻子和儿孙们会来探望,并带些吃食。可这些显然无法慰藉到他,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让他度日如年。
晚年张国焘在病床上
晚年张国焘经常拉着来看他的友人的手哭泣,友人们见他如此,也只能长吁短叹,他们都无法改变他的境况。
张国焘在最后时刻曾托好友蔡孟坚向台湾方面求助,蔡孟坚遂致函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病重,身无分文,如病死、饿死在加拿大,则对张本人及台湾皆为一大讽刺。
台湾当局综合多方面考虑,曾给了他一万美金支票。张国焘拿到这笔钱后异常欣喜。之后不久,张国焘的三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回大儿子家中,过了82岁生日。
好久没有过过正常生活的张国焘很开心,许是精神好了一些的缘故,当天他话也特别多。当天,他还和妻子絮叨说:“病院暖气有时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杨子烈听了,心里很是难过。
过完生日后,张国焘又被送回了老人病院,杨子烈因怕他晚上冷,特地给了他几床毛毯,以便他抵御严寒。
多伦多的天气越来越冷,12月2日当晚,天空下起了大雪,病房暖气关闭,终日躺卧在狭窄病床上的张国焘感觉非常难受,他艰难地翻身。可不幸的是,他翻身的瞬间,被子、毛毯都掉在了地上。
张国焘赶紧挣扎着按铃,可无论他怎么按,都无人前来。这个病院养病的老人很多,护士根本忙不过来,医生更少,所以病人按铃,经常无人理会。
本已极虚弱的张国焘哪能受得了长时间的严寒侵袭,活生生冻了七八个小时后,他出现了接连呕吐的境况。呕吐大约两小时后,他完全失去了意识。等家人闻讯赶到医院时,张国焘的尸体已经被放在了病院的太平间。
杨子烈抚摸着丈夫那完全僵硬的尸体,内心痛苦不已。想起他起起伏伏的一生,又念及自己如今的悲惨境地,不禁悲愤地痛哭起来。
后来,在与蔡孟坚通话时,她忍不住感叹:“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福,天道真不公平啊”。
在杨子烈的眼里,这一切都是命运不公所致。可回望张国焘漫长的一生,他从建党先驱,到长征中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叛党投靠国民党,又在香港折腾第三势力。
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不是没有回头的机会,可因为内心的犹疑,由于始终放不下昔日的权位与体面,他终走上了在异国他乡被冻而亡的凄惨境地。这一切,并非命运强加给他,而是他自己的选择。
张国焘死后,三个儿子均无力承担他的全部丧葬费用。杨子烈只好自己出面,找同乡蔡孟坚求助。蔡孟坚向台湾方面汇报,得了3500美金补助,用来支付丧葬费用。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个公墓里(后杨子烈亦葬入此墓)。终年82岁。
张国焘墓
末尾,借用《张国焘传》里作者的一句话形容其死后种种:“如果人有灵魂的话,张国焘的灵魂只能在异国他乡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