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Infobae 新闻网11月16日报道,巴塞罗那省法院认为,死者生前最后几个月的一系列法律行为——三份遗嘱、一份同居证明、一份生命遗嘱和一份自我监护公证——共同构成“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以他高龄和认知衰退的状况,很难独立完成。法院由此撤销了初审法院的判决,全部支持死者女儿提出的诉讼请求。
这名男子在短短两个月内接连修改遗嘱,彻底剥夺了女儿的继承权。 他在判决书中被称为安塞尔莫,于2019年4月24日去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接连订立了三份遗嘱,分别于当年1月18日、2月15日和3月12日签署,对其此前的遗嘱意愿作了根本性修改。此前他分别于1985年和2017年立有遗嘱,其中2017年那份仅距两年,遗嘱中他还指定女儿克劳迪娅为继承人,并已赠与她248000欧元。
2019年1月18日,安塞尔莫签署了第一份新遗嘱,指定其护工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这名护工在判决书中被称为阿德利娜。安塞尔莫声称与她保持“互助同居关系”。但省法院查明,这种同居关系并不存在:阿德利娜与自己女儿萨克拉门托同住,平日只是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至下午六点在安塞尔莫家中工作。同一天,老人还签署了一份生命遗嘱,明确撤销女儿作为医疗事务联系人的资格,并办理了一份自我监护公证,指定一旦自己被宣告丧失行为能力,由阿德利娜担任监护人。
不到一个月后的2月15日,安塞尔莫又立下第二份遗嘱,目的只有一个:指定在原继承人无法继承时,由他素未谋面的萨克拉门托——护工的女儿——作为替补继承人。六天后的2月21日,他在自己常去的凯克萨银行网点购买了一份复杂的金融产品,即VidaCaixa的灵活投资年金,金额为250000欧元,受益人为阿德利娜。法院指出,这份保险使这笔资金得以避开对遗嘱可能提出的质疑,并将其排除在遗产总额之外,从而减少了女儿应得的法定必留份额。
3月初,安塞尔莫试图在公证人鲁珀托面前再立一份新遗嘱。鲁珀托认为老人正被其护工“操纵”,拒绝为其公证。尽管如此,3月12日,安塞尔莫在一名律师和阿德利娜本人的陪同下,前往另一家公证人佩德罗·恩里克处,立下了最后一份遗嘱。遗嘱中他继续指定护工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并剥夺了女儿的继承权,理由是女儿涉嫌对其实施言语虐待。
巴塞罗那第41号初审法院此前认定,剥夺女儿继承权的条款不公正,确认女儿有权获得法定必留份额,但驳回了关于三份遗嘱无效的诉求,理由是老人的认知衰退程度较轻,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其行为能力受到影响。省法院审查了死者自1993年起的病历后得出了不同结论。病历显示,死者存在退行性脑损伤,有躁动发作、妄想和被害观念,并长期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省法院认为,安塞尔莫生前最后几个月的一系列法律行为——三份遗嘱、一份同居证明、一份生命遗嘱和一份自我监护公证——共同构成“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以他的高龄和认知衰退状况,很难独立完成这些安排。判决指出,阿德利娜的行为不像一名关心雇主福祉的护工,而是显示出“在各个层面控制他的意图”,并强化了老人此前对女儿的被害妄想。
判决还提到,2019年3月1日老人通过传真信件方式寄给女儿、指责她虐待自己的信,是用电脑打印的。而据此前几名护工的证言,安塞尔莫只用电脑看电影。这封信与阿德利娜的律师十天后发出的一封信在格式、字体和日期上完全一致。省法院适用了《加泰罗尼亚民法典》第422-1条。该条款规定,通过欺诈、暴力或严重胁迫订立的遗嘱无效。法院认定,死者的遗嘱意愿是通过恶意行为、歪曲事实而被获取的。 老人去世后,护工领取了人寿保险的250000欧元,并与自己的律师共同操办了全部丧葬事宜,未允许死者的女婿参与。
由于三份遗嘱被宣告无效,省法院裁定,安塞尔莫的遗产继承按其2017年5月9日订立的遗嘱执行。 这份遗嘱未被任何一方质疑,其中指定女儿为继承人。法院还判令护工及其女儿承担一审诉讼费用,对二审费用未作特别裁定。该判决尚未生效。
作者:诺埃莉亚·塔巴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