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美国，很多人首先想到宽敞的独栋住宅和门前的白色尖桩篱笆。这幅图景曾被当作美国中产的标配，也是“美国梦”最直观的样子。可在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多普通人发现，这样的生活正离自己越来越远，连一个体面的住处都开始难以企及。

美国住房市场至今依旧低迷，不少人只好尝试新的居住方式。有人和最好的朋友搬到一起住，有人想办法盘活旧房子，还有人干脆放下了拥有独栋住宅的执念。

美国新闻网站Vox在一期关于居住方式的访谈中总结说，人们的选择已经变了，人们自己也在随之改变。这些变化说明，一种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正在难以为继。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伊莎·拉斯科和贾丝敏·梅尔文是大学校报的同事，此后做了十多年好友。两人都经历了离婚，一共带着5个7到12岁的孩子。

为了互相照应，她们决定合买一套房子，让两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个决定既出于生活需要，也是一笔精打细算的经济账。

贾丝敏回忆，两人一起看房时很快意识到，按华盛顿特区的房价，单靠一个人的预算很难买到理想的房子，两人合在一起出资就容易得多。如今她们分工明确：阿伊莎下班早，先带孩子回家做饭；贾丝敏回来后辅导孩子写作业。

在高房价面前，好友合住成了一种现实的办法。

买房为什么变得这么难？Vox资深政策记者雷切尔·科恩直言，住房“真的很贵”，而且关税正让它变得更贵。

疫情期间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房价随之飙升。此后涨幅虽然明显放缓，房价却没有真正回落，一个重要原因是抵押贷款利率翻了一倍多，长期在6%到7%之间徘徊。

几重因素叠加，美国楼市陷入了某种“冻结”。房屋成交量大幅下降，几年前买房的人被锁在原来的房子和低利率里，没买房的人则担心自己可能永远买不起。

有房主坦言，自己当年捡了个大便宜，换作现在肯定买不起。也有人表示，绝不会放弃这套房子和当初拿到的贷款利率。

楼市困局并不是孤立现象。从更大的产业格局看，有分析指出，美国曾靠家电、汽车、消费电子、日化用品和工业设备行销全球。

这些产业能带来稳定的全球现金流，也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如今这些领域要么被中国替代，要么被欧洲挤压，要么已经萎缩消失，留给普通人的稳定岗位越来越少。

这类分析认为，美国眼下仍然赚钱的主要是金融、科技平台、军工、能源和知识产权等行业。它们看起来高端，但财富高度集中，能提供的就业有限，还会加剧贫富分化，很难像过去的制造业那样给大批普通人提供稳定工作、体面收入和上升通道。

顶层越来越富，中产持续承压，住房自然最先吃紧。

买不起房，租房就成了更多人的现实选择。科恩说，人们找房时最看重的是可负担性，也就是找到符合预算的住处。

也有人不想独居，希望住在热闹、配套齐全、周围有人的地方。在这种需求下，两种居住模式开始受到关注。

其中一种叫“成人宿舍”，是一个旧理念以新形式回归。

科恩认为，这个设想听起来有点好笑，其实相当严肃，可能一举两得。一方面，美国城市缺少数以百万计的住房；另一方面，疫情后远程办公普及，大量写字楼空置。皮尤的研究和建筑设计公司晋思的方案都主张，把空置写字楼改造成宿舍式住房，同时缓解这两个难题。

按照设想，住户不再各自拥有带独立卫生间的完整单元，而是像在写字楼里那样每层共用卫生间。每人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台小冰箱，另有共用厨房和带电视的公共起居空间。

这样做最多能把建设成本削减约三分之一。研究人员认为，丹佛、西雅图和明尼阿波利斯租金高、写字楼空置率高、分区规定相对灵活，是主要的候选城市。

科恩也承认，这种居住方式在一些人看来难免有些凄凉。但她指出，如果每月房租能便宜几百美元，很多人并不介意共用设施。

每个人都会自己权衡，前提是没有安全隐患。曾经追求独立公寓和私人空间的美国年轻人，如今愿意为省下几百美元房租重新住进“宿舍”，这本身就值得深思。

另一种模式是“代际合住”。科恩说，有一组数据让她十分震惊：约60%的美国住宅至少有一间空余卧室；在子女已经离家的“空巢”家庭中，约有2100万套房子有两间或更多空卧室。

一边是年轻人租不起房，一边是大量房间闲置，这种错配本身就反映出住房资源分配的失衡。

代际合住的思路，是把有多余空间的年长房主和需要可负担住房的年轻租客配对，让闲置卧室派上用场。科恩介绍，有的模式由州政府协调，也有私营公司参与。

一家名为Nesterly的公司的做法类似爱彼迎：双方各自建立个人资料，通过应用内的安全视频聊天见面，再签订类似租约的协议。

这种安排也有顾虑。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在美国很常见，很多人不愿让陌生人住进自己家。

科恩强调，租约必须审慎设计，让各方都感到安心，也要保证一方可以放心地终止租约。她还指出，不管是共居空间还是代际合住，本质上都是不同形式的租房。

她坦言，包括她自己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将无限期地租房。

既然长期租房正在成为新常态，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换个角度看：也许美国人一开始就不该把买房当作理所当然。《The Argument》杂志主编耶路撒冷·德姆萨斯的观点是，“拥有住房被高估了”。在一个把独栋住宅视为成功标志的国家，这种说法相当刺耳。

德姆萨斯自己租房，也喜欢租房。她喜欢想搬就搬的自由，不用时刻担心屋顶会不会漏、冰箱会不会坏。

在她看来，即便是入门级购房者，买的也是二三十万乃至四十万美元的房子，这往往是一个人最大的一笔资产。人们大半辈子都在为它付钱，而它随时可能带来十倍的麻烦。

她并不否认很多人从买房中受益，也享受随心装修的自由，但她认为买房的财务好处被过度渲染了。人们通常听到的好处有两条。

第一是“强制储蓄”：还房贷相当于把钱存进房子，付房租则是把钱交给房东，这一点确实成立。第二是投资回报可观，这一点却完全没有保证。

要让房产投资物有所值，首先得在困难时期守住房子，而这很难。遇到大衰退、失业、医疗急症，或者因为孩子转学必须搬家，很多人只能在不利的时机卖房。

结果要么放弃原有的低利率，要么卖价低于买价，要么扣掉各项成本后所剩无几。一位抵押贷款经纪人甚至坦言，自己其实一直租房住。

其次，拥有住房往往比租房更贵。德姆萨斯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30年期房贷会累积多少利息，这还没算上房产税、保险、五年内可能要换的暖通空调系统和十年内可能要换的屋顶。

维护费用收不回来，只是让房子保持原样。她认为，这些钱如果投进大型指数基金，回报几乎肯定更高。

一户人家的住房账，折射出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账。有分析认为，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是短期刺激的产物，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的“生活方式透支”。

高福利、高医疗支出、高军费和高昂的社会运行成本，已经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缺口只能靠借债、印钞和向外转嫁成本来填补。

这类观点还指出，美国至今不愿降低福利水平，不愿收缩全球军事存在，也不愿让出金融优势，而这些都建立在产业巅峰期的基础上。按照这种分析，普通家庭被高房价、高利率层层挤压，国家层面又入不敷出，两者是同一种结构性困境在不同层面的表现。

“买房才能积累财富”的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德姆萨斯认为，这段历史带有很强的心理和政治色彩。

“拥有房子才会和社区利害相关”是一种非常保守的观念。它把租房者看作流动性大的移民和年轻人，认为他们和社区没有利害关系，会乱扔垃圾、带来坏影响。

她指出，20世纪初大量移民进入美国，激起了强烈的反租房者情绪，这种观念在那个时期真正成形。

此后，让人人都有“利害关系”的“所有权社会”备受推崇，并在心理上和法律上被固定下来，成为美国人对“良好公民”的自我想象：拥有自己的房子、白色尖桩篱笆和脚下的土地。

至于“有房才能扎根社区”，德姆萨斯并不认同。她住在华盛顿特区西北区，坦言如果要买下现在住的房子，她和丈夫绝对负担不起。

正因为租房，他们才能住在更好的地段，离朋友近，看望丈夫的父母方便，上班也便利。相反，很多首次购房者为了买得起房，往往牺牲地段，搬离原本熟悉的社区。

不过，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买房不只是投资，更是成年和“成功”的标志。德姆萨斯认为，拥有住房一直是“自由”的替代品，就像拥有汽车、在公路上驰骋一样，承载着摆脱老板、随意流动的美国式追求。

这些追求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不该因此把人锁进高风险的金融资产。

她说，美国梦的核心始终是自由，只是美国一直借“拥有住房”来推行它。她认识一些人，房贷已经资不抵债，欠款超过了房子本身的价值，这显然谈不上自由。

在她看来，真正的自由是经济自由：人们需要高薪的好工作，也需要一个在租户和劳动者遭受剥削时能够追究责任的政府。

从好友合买一套房，到把写字楼改成宿舍、让老人和年轻人同住一屋，再到“拥有住房被高估”的反思，美国人正在一点点改写自己的居住方式。产业结构变化、高利率和高房价，共同挤压着普通人的生活空间。

当白色尖桩篱笆不再触手可及，美国要面对的，正是曾经的美式生活方式难以为继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