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二年,湖南湘乡,一个二十一岁的读书人第六次走进秀才考场。发榜那天,学台发了一份文告,悬牌批责,指名道姓说他“文理太浅”,当众羞辱。
这个人叫曾国藩。他后来官至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但此刻他连最低一级的功名都拿不到。前后算下来,秀才考了七次才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余性鲁钝”,不承认也没用。
但曾国藩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笨人终于考上了”,而在他考上之后暴露出来的另一种毛病。
中秀才的第二年,他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仕途快得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到了北京,他进了礼部,一路做到侍郎,三十七岁就成了二品大员。按清代官场规矩,这个速度罕见。
然后他做了一件几乎所有“火箭干部”都会做的事:觉得自己有资格给皇帝上课了。
咸丰元年,新皇帝下诏求言。曾国藩上了一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的三个缺点: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
这不是提意见,这是当众拆皇帝的台。咸丰的反应,《清史稿》里写得清清楚楚:“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 ”把奏折摔在地上,立刻要治罪。幸亏祁隽藻等大学士苦苦求情,才免于获罪。
这件事后来被曾国藩自己反复咀嚼。他在家书里承认,早年的自己“自负本领甚大”,觉得天下事没有自己看不透的、办不成的。考了七次秀才的人,一旦爬上去,比那些一路顺遂的人更容易把“说话直”当成美德。
真正让曾国藩“翻盘”的,不是第七次中秀才的那一刻,而是被咸丰摔了奏折之后。
此后他办团练、建湘军,在长沙被地方官刁难,在江西被同僚排挤,在朝廷被猜忌,几次陷入绝境,甚至投水自尽被救起。那个曾经觉得“只要我说得对,皇帝就该听”的曾国藩,慢慢变成了一个在奏折里把功劳全归皇帝太后、在文中数十处提到下属名字、分寸感精确到字的人。
他三十岁前靠的是“拙”——笨功夫,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七遍。三十岁后靠的是“柔”——知道自己会犯错,知道话说出口之前先想三遍,知道对的事情用错的方式说出来,结果仍然是错的。
曾国藩没有变成一个圆滑的人。他晚年仍然上疏,仍然批评时政,但再没有一次让皇帝把奏折摔在地上。从“怒掷于地”到“深堪嘉纳”,中间隔着的不是运气,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棱角一寸一寸磨进现实的过程。
考七次秀才的人,最不怕的就是慢。他最怕的,是快起来之后忘了自己曾经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