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四年,七十多岁的张廷玉摘下官帽,叩首,请皇帝给自己一个保证。
他想问的,是死后的事。
雍正生前已经许诺,让他配享太庙。如今获准退休,张廷玉却放心不下:离开京城以后,先帝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
《清史稿》记下了他的请求:
“乞上一言为券。”
请乾隆说一句准话,作为凭据。
在官场摸爬滚打了近半个世纪,替皇帝处理过无数机要文件的张廷玉,大概没有料到,自己如此在意的一句话,会把晚年拖进一场惊涛骇浪之中。
乾隆虽不高兴,但碍于父亲的承诺,还是给了张廷玉保证。可紧接着,削爵、罢配享、追缴赏赐,一件接着一件落下来。
直到张廷玉去世,太庙那扇门才重新打开。
雍正留给他的最高荣耀,后来竟成了乾隆训斥他的理由。
这件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一个臣子,究竟要做到什么地步,才能把皇帝说过的话,安稳地带进坟墓?
那扇门外,站着多少名臣今天说起“配享太庙”,很容易把它理解成古代的终身成就奖。
但在清朝,它的分量远远超出一张功劳簿。
太庙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大臣获准配享,意味着他的神位被纳入王朝最庄严的祭祀体系,获得一种与皇室统绪相联系的身后地位。
这里说的“进太庙”,是神位入祀,并非把遗体葬进太庙,更不意味着与帝后同居正殿。配享王公、功臣有相应的位置和礼仪。
看看那些名字,就知道门槛有多高。
多尔衮、代善、允祥,是人们熟悉的宗室人物;鄂尔泰、傅恒、阿桂,则属于深受倚重的重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功绩,直接联系着开国、征战和皇权的巩固。
这些,全都是满蒙大臣,汉臣则一个也没有。
再看门外。
曾国藩,没有进。
左宗棠,没有进。
李鸿章,也没有进。
这些人的功过可以讨论,分量却谁也绕不开。尤其曾国藩、左宗棠,军功、爵位、身后褒奖都不缺,仍没有获得这一待遇。
供奉贤良祠、奉旨建立专祠,与配享太庙,也不能混为一谈。
《清史稿》在张廷玉传末,留下这样一句话:
“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
这就解释了张廷玉为什么如此紧张。
他担心失去的,是清朝汉臣中独一份的身后地位。
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张廷玉没有统率大军平定天下,为什么偏偏是他?
若只回答“雍正喜欢他”,便把这个人看轻了,也把皇帝的用人看简单了。
太庙的位置,既取决于做过什么,也取决于皇帝决定让后世记住什么。
张廷玉最重要的功劳,就发生在外人很难看见的地方。
雍正身边,那个让政务真正落地的人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父亲张英做过大学士。
康熙三十九年,也就是1700年,张廷玉考中进士,随后进入翰林院,后来入值南书房。等到雍正即位,他已经熟悉宫廷事务,也经历了长期的行政历练。
雍正接手的,是一个疆域庞大、事务繁杂的帝国。
地方官送来的奏报,边疆传回的军情,钱粮、人事、刑名,每一件都要经过判断,再变成可以执行的命令。
皇帝可以作决定,却不能只把决定留在脑子里。
一句口谕,如何落成文字?哪些意思必须说透,哪些措辞需要留有余地?前后政策有没有冲突?命令发到地方,官员会不会执行出另一层意思?
这些工作看起来没有刀光剑影,出了错,却可能牵动许多人的命运。
张廷玉就在这个位置上。
乾隆后来回忆他,仍称赞其承旨撰拟的本领,用“万言顷刻成”来形容。即使君臣关系已经留下裂痕,乾隆也没有抹去他处理机要文字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制度工作。
雍正朝因西北军事需要,逐渐形成军机处这一中枢机构。张廷玉参与其早期事务,对办事规则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史稿》把相关贡献记在他的名下,包括不同性质的奏报如何递进,旨意如何拟写、批发。
这意味着,他参与打磨了一套让皇帝更直接掌握政务的运转办法。
从雍正的角度看,这样的人很难替代:懂业务,熟悉自己的意思,能够处理机密,又能把许多零散事务接续起来。
皇帝越勤于理政,就越清楚这种能力的价值。
张廷玉也并非只会照着皇帝的意思落笔。
雍正十一年,他提出,刑部不应不分案件轻重、涉案主从,一律把人关押起来;又指出办案时截取律例、牵强比附的问题,要求有关衙门纠正。
同年回乡途中,看到直隶一些受灾地方积水未退、无法种麦,张廷玉又请求追加赈济,并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得到批准。
这类记录没有传奇色彩,却能让人看见一个具体的办事官员。
雍正对他的恩遇,也落实到了很细的地方。
张英去世多年后,朝廷为其举行祭祀、营建祠宇,雍正让张廷玉回乡行礼,准许儿子同行,还让在外任职的弟弟前来相会。
张廷玉返回京城时,雍正派大臣到卢沟桥迎劳,赐下酒膳。
这是一位皇帝给予臣子的体面,也照顾到了臣子作为儿子、父亲和兄长的情感。
雍正对张廷玉的倚重,是日复一日用出来的。
到了雍正去世,张廷玉与鄂尔泰等人同受顾命,配享太庙的安排也见于遗诏。
对张廷玉而言,这几乎是仕途的最高结算:做了一辈子的事,皇帝知道,也愿意让子孙知道。
然而,兑现承诺的人,已经换了。
退休二字,怎么就成了不忠乾隆刚即位时,对张廷玉相当优厚。
让他参与总理事务,后来封三等伯,赐号“勤宣”,又加太保。
知道他年老,乾隆准许不必一大早入朝,遇到酷暑、风雪,也不必勉强前来。
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去世后,考虑到老人入内廷需要搀扶,乾隆又让其次子张若澄入值南书房。
所以,把这段关系写成“雍正宠他,乾隆从登基起就恨他”,并不符合史实。
真正尖锐的冲突,出现在老人想离开的时候。
乾隆十三年,张廷玉以年老多病请求退休。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无论从身体状况,还是传统礼制来看,这都不是离奇的要求。
乾隆却把太庙搬了出来:你受了两朝厚恩,又奉先帝遗命配享太庙,怎么能回乡终老?
张廷玉解释,宋、明获准配享的臣子,也有退休的先例;七十岁辞官,本来就有依据。
乾隆又提诸葛亮,认为担当国家重任的人,应当鞠躬尽瘁。
老人只得继续分辩:诸葛亮身在军旅,自己的处境有所不同。
这场对话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是双方讲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张廷玉在讲衰老。
乾隆在讲君臣之义。
皇帝甚至说,自己不忍让他走,他怎么忍心离开?
话听起来很亲厚,却让臣子更难开口。
原本用来酬谢一生勤劳的荣誉,成了要求他继续留下的理由。
直到乾隆十四年,退休才获批准。
乾隆还写诗相赠,看起来,君臣终于可以体面告别。
偏偏张廷玉又问了一句:配享太庙的事,能不能给个保证?
如果只看这个动作,很容易指责他贪恋身后虚名。可联系前一年的对话,他的不安也有来处。
既然皇帝曾经说,配享太庙的人不应回乡终老,那么现在准许回乡,是否意味着配享资格要重新考虑?
老人想消除这个疑问。
乾隆听到的,却是另一层意思:你不相信朕会遵守先帝遗命,还要朕给你凭据。
皇帝虽不悦,仍以手诏重申安排,并作诗说明。
到这里,事情本来还有转圜余地。
第二天,张廷玉却派儿子张若澄入宫谢恩,自己没有来。
为什么没来,不能凭空替他补上心理活动。但对乾隆来说,这个动作足以构成冒犯:如此重大的恩典,当事人怎么可以不亲自谢恩?
乾隆命拟旨责问。
旨意尚未正式发下,张廷玉随后就亲自入宫了。皇帝于是怀疑军机大臣汪由敦泄露消息,事情又牵涉到内廷机密与臣下之间的联系。
一场谢恩风波,迅速变成了君臣信任问题。
结果是张廷玉被削去伯爵,仍准以大学士原衔退休,配享资格暂时保留。
太庙的位置还在,老人的体面已经掉了一层。
人活着时被责问,死后才获准入庙乾隆十五年,风波再起。
皇长子永璜去世,追封定安亲王。丧事初祭之际,张廷玉又请求南归。
在乾隆眼中,这个时机尤其刺眼:皇帝正在失子之痛中,老臣却急着回家。
这一次,乾隆让人把太庙配享诸臣的名单拿给张廷玉,叫他自己衡量,究竟配不配。
这个动作,比一句斥责更重。
先帝曾经肯定过的功劳,现在要由本人逐项拿出来,与那些宗室、勋臣比较。
张廷玉惊惧之下,上疏请求取消自己的配享资格,并请治罪。
朝廷议处后,乾隆取消了他的配享资格,免予进一步治罪。
随后,张廷玉又因自己曾推荐的姻亲朱荃获罪受到牵连,被要求缴还历年赏赐物品。
到了这一步,原来那场满带恩礼的退休,已经变了模样。
一个在宫廷工作几十年、以谨慎著称的人,临走时却被反复责问,连多年收下的赏赐,也要重新交出去。
当然,张廷玉并非全无失当之处。
请求凭据,派子谢恩,选择在皇子丧事期间再次请归,这些动作在当时的君臣礼法中,都可能招来批评。
可这些失当,与他数十年的实际贡献,究竟应该怎样衡量?
这里没有一套独立于皇帝意志之外、能够稳定执行的尺度。
而且,乾隆面对的也不只是一个衰老的张廷玉。
长期身居中枢的老臣,自有门生、亲属与官场关系。《清史稿》在评论鄂尔泰、张廷玉时,就谈到两家子弟宾客之间争竞权势的问题。
这并不等于每一次指责都有充分根据,却能解释皇帝为何格外敏感:一个退休请求,可能被他看作忠诚的变化;一次提前谢恩,也可能被看作臣下私相通气的证据。
同样的资历,在需要倚重时是功劳,在产生猜疑时就可能变成负担。
乾隆二十年,1755年,张廷玉在家乡去世。
到了这个时候,乾隆又作出决定:仍遵雍正遗诏,准许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那道上谕里,有一句话很关键:
“皇考之命,朕何忍违?”
乾隆同时仍批评张廷玉当年请求保证的行为,却也承认,他在雍正朝勤慎辅佐、处理谕旨,有应当优恤的旧劳。
这场反转,不必写成乾隆突然良心发现。
从上谕本身看,恢复配享有清楚的理由:先帝遗命需要尊重,老臣实际的勤劳也没有因为晚年的冲突而完全消失。
同时,这样处理,还能让乾隆保有自己的解释。
生前处罚,是张廷玉有过;死后恢复,是皇帝尊重父命、优待旧臣。
臣子的功过,仍由皇帝来定。
张廷玉为何终究能够进入太庙,答案至此才完整。
有他长期参与中枢政务、协助建立办事规则的能力与劳绩,有雍正给予的深厚信任,更有写入遗诏的明确安排。
至于那份安排最终能够兑现,又经过了乾隆的一次重新裁决。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没有得到的待遇,张廷玉得到了。这不能简单用功劳大小排出名次;配享太庙,本来就包含君臣关系、王朝礼制与皇帝个人判断。
太庙终于给张廷玉留下了一个位置。
只是那个曾经摘帽叩首、想讨一句准话的老人,已经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