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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内,中美发生3件大事,美国的行为,让中国更坚定要靠自己

2026年11月12日,中美之间恰好发生了3件值得放在一起看的大事:

北京举行2026中美政党对话,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宣布辞去总裁、CEO及董事会成员职务,美国民主党两位资深议员则联名致函商务部长,要求保存特朗普政府与英伟达芯片交易的全部记录。

前一件事涉及中美政治沟通,后一件事关系到全球芯片产业,而美国国会的动作又把两者联系了起来。

看完这3件事,我最大的感受是,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充满竞争色彩,而中国要想掌握自己的发展节奏,最终还得靠自己的技术和产业实力。

北京举行对话,黄仁勋辞职,美国国会同时出手

先看第一件事,11月12日,2026中美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双方围绕在变化的亚太和世界中探索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进行交流。

参加活动的美方代表中,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

第二天,11月13日,王毅会见美方代表,提出中美应通过不间断对话明确共同目标,扩大互利合作,夯实双边关系基础,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他特别强调,中美要加强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反对把国家安全概念无限扩大。

这说明中国并没有因为双方存在竞争,就放弃正常交流,科技领域可以竞争,但不能把所有正常合作都变成政治问题,对中国来说,保持沟通渠道,本身就是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方式。

第二件事发生在美国科技行业,11月12日,英伟达官方宣布,黄仁勋辞去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成员职务,即刻生效。

公司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接任临时CEO,董事会开始寻找正式继任者,第三件事紧接着出现。

同一天,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理查德·尼尔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罗恩·怀登,联名致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要求保留特朗普政府与英伟达对华芯片交易的全部记录。

三件事的分量并不相同,但联系起来看,意思很清楚:中美政治沟通还在继续,美国国内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限制和争论也没有停止。

我认为,不能因为美国有人愿意来中国交流,就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转向,外交接触是一回事,科技竞争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完全可能同时进行。

美国民主党一边接触中国,一边为什么要查芯片交易

这就涉及美国两党之间的政治博弈了。

很多人觉得,美国对华政策主要由总统决定,实际上,美国国会同样拥有重要影响力,包括拨款、批准条约、确认大使任命,以及通过听证、调查和立法监督政府行为。

因此,对华外交并不是白宫一家说了算,民主党人主动参与中美政党对话,除了推动交流,也是在积累未来影响对华政策的政治资源。

特别是面向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各党都希望在外交议题上占据主动,提前建立沟通渠道、了解中国政策立场,对未来的政治竞争有现实意义。

当然,不能把这次对话直接认定为民主党专门为大选设计的行动,但从美国政治制度和两党竞争来看,这种考虑并不难理解。

更有意思的是,民主党人愿意同中国交流,却又对特朗普政府的芯片交易提出调查。

这笔交易涉及H200芯片,按照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公布的联名信,特朗普政府允许英伟达销售在台湾地区制造的H200芯片。

但要求先运到美国接受安全审查、取得出口许可证,再转运中国大陆,同时,美国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芯片进入美国时征收25%的关税。

尼尔和怀登认为,特朗普政府这种做法可能构成变相出口税,并且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因此要求商务部保存相关调查、出口许可和沟通记录。

他们还引用了有关黄仁勋私人关系及所谓中国情报活动的媒体报道,再看看拜登时期的政策。

2022年10月7日,美国出台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2023年10月17日又进一步扩大限制,涉及中国相关企业、海外子公司以及另外21个受到美国武器禁运限制的国家。

两届政府的方式确实不同,拜登更倾向于直接收紧出口,特朗普则希望在附加条件的情况下保留部分交易空间,民主党议员又试图进一步审查甚至堵住这种空间。

所以,我的看法是,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限制中国,而在于限制的方式、力度,以及是否允许美国企业继续从中国市场获得商业利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可以一边参加对话,一边推动芯片调查,对话不等于放松限制,商业交易也不等于放弃战略竞争。

美国的行为,让中国更坚定要靠自己

那么,这3件事最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启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键技术不能长期寄希望于别人改变政策。

芯片产业不是普通商品贸易,它涉及设计软件、制造设备、半导体材料、先进工艺和人才培养。任何一个关键环节受到限制,都可能影响整个产业链。

美国今天允许某种芯片出口,明天又可能调整许可条件,企业如果把长期研发计划建立在这种不确定性上,风险就会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当然,自主创新不是喊一句口号就能实现的。

先进芯片制造需要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发展也不仅依赖芯片,还需要算法、数据、算力基础设施和软件生态,短期内,外部限制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压力,部分领域也需要花更多时间追赶。

但从长期看,这些压力也会促使中国加快完善自己的技术体系。

我还想强调一点,自主创新不等于拒绝开放合作,中国需要掌握关键技术,也需要继续参与国际科技交流。

能够通过合作获得的技术和经验,没有必要放弃;涉及产业安全和长期发展的核心能力,则必须逐步掌握在自己手中。

未来,中美可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形成相对独立的技术生态,这种变化并非没有成本,但中国不能因为外部限制就放弃自己的发展方向。

回头看11月12日这一天,北京举行中美政党对话,说明双方仍然有必要保持政治沟通;黄仁勋辞去英伟达职务,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一项重大变化;

尼尔和怀登联名调查特朗普政府的芯片交易,则反映出美国国内对华科技政策的持续争论。

这3件事放在一起,给我的感受是,美国无论由哪个党派主导,对中国的科技竞争都不会轻易消失,区别只是采用什么手段,留下多少合作空间。

中国当然希望通过交流减少误解,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能把技术发展的主动权交给别人。

美国愿意开放市场,我们可以合作;美国选择收紧限制,我们就继续攻关,两国保持沟通很重要,中国拥有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同样重要。

如果未来美国继续收紧先进芯片出口,你认为中国最应该优先突破的,是芯片制造设备、先进制程,还是人工智能整个产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