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在台湾地区的司法程序当中，检方起诉、提出求刑年限，就代表案件已经板上钉钉，当事人有罪定论。这样的想法，和刑事诉讼当中“无罪推定”的核心原则并不相符，求刑意见不等于最终判决，更不能把司法程序当成打压异见、阻断两岸交流的手段。

大家好，我是安剑律师事务所周兆成律师。

据台媒消息，台湾高等检察署于11月6日对无党籍民意代表高金素梅提起公诉，依据岛内所谓“安全法”以及贪污治罪条例相关罪名，向法院求刑十四年。

检方指控，高金素梅涉嫌收受资金、为大陆公务机构在台发展组织。而高金素梅本人明确否认全部指控，她在声明当中表示，自己多年来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少数民族领域的交流，相关问政行动都是出于自身理念，没有收受任何对价，资金链条、时间逻辑都存在明显瑕疵，本次起诉仓促草率，是罗织罪名。

她引用诗句表明心志，坚持清白，拒绝接受政治构陷。国台办此前已经明确表态，民进党当局操弄司法、罗织罪名，制造“绿色恐怖”，打压参与两岸正常交流的岛内人士，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种行径不得人心。岛内不少舆论、其他政党也提出质疑，该案讯问结束短短三天就提起公诉，时间节点临近选举，很难不让人怀疑背后的政治目的。

第一层法律误区，就是混淆“检察官求刑”和法院生效判决。不少网友看到“求刑十四年”的新闻，直接理解为高金素梅将要面临十四年的牢狱。在任何一套现代刑事诉讼制度里，检察官的求刑，仅仅是公诉方的量刑建议，不是最终结果。定罪权，只属于审判法院。无论是大陆的刑事诉讼，还是台湾地区的诉讼规则，都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作出有罪生效判决之前，被告人法律上推定为无罪。检方需要拿出完整、扎实的证据链，证明犯罪构成要件全部成立；辩方有权阅卷、举证、质证、聘请律师辩护，对证据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提出抗辩。证据存在疑点、达不到证明标准，就应当作出无罪认定。求刑再重，也只是公诉意见，不等于审判结论。

第二层刑民双线拆解，区分交流行为本身和刑事犯罪的边界。本案核心争议，是把两岸之间常态化的民间、族群交流，和所谓发展组织、收受贿赂的刑事指控绑定在一起。

正常的两岸交流往来，走访、研讨、文化互助、少数民族议题沟通，本身是两岸民众正当权利，也是受大陆方面支持、倡导的方向。刑事上要认定相关罪名，必须证明几个核心要件：主观上具备特定犯罪故意，客观上存在收受不法利益、实施法定禁止行为，资金流向、合意内容一一对应。单纯理念认同、正常交流接触，不能直接等同于犯罪。

贪污贿赂类犯罪，必须证明存在权钱交易，也就是以特定职务行为换取财物，如果没有对价、没有利益输送的实据，指控根基就会动摇。一旦证据只有推论、猜测，没有客观资金记录、合意证据支撑，在法庭上很难成立。同时，政治观点、问政立场本身，不应当成为刑事追责的依据，法律评价的是行为，不是人的思想主张。

第三层，我们要厘清司法独立和政治操弄的权责边界。司法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中立、公正地依照法律审理案件，不受政治力量干预。如果司法侦查、起诉的节奏、时机，明显服务于选举斗争、打压不同立场人士，就背离了司法中立的底线，变成政治工具。不管是哪个地区的司法机关，都不能突破证据裁判的底线，不能用刑事手段惩罚民间交流。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和平、要合作，是大势所趋。用司法手段恐吓、限制两岸往来，伤害的是两岸民众的切身利益。当然，同时也要客观说明，即便案件带有浓厚的舆论和政治争议，庭审仍然会依照当地诉讼程序推进，辩护权是被告人法定权利，法庭是唯一可以定案的地方。

在这里也给大家几条实务层面的提示。第一，看待涉两岸的司法案件，一定要区分新闻报道、检方指控、最终判决三个不同阶段，不轻信单方面的指控结论，坚持证据导向。第二，两岸从事经贸、文化、族群交流的人士，都应当留存完整沟通记录、资金凭证、活动方案，厘清往来性质，区分正常公益、文化交流和法律禁止的行为，做好风险隔离。第三，一旦卷入当地刑事调查，第一时间委托熟悉当地诉讼规则的辩护律师，充分行使阅卷、质证、当庭辩护的权利，用程序权利维护自身清白。第四，对于这类有高度政治关注度的案件，舆论评价应当守住底线，尊重法定审判流程，不提前定罪，也不回避背后政治打压的现实争议。

就目前案件现状而言，本案刚刚进入起诉阶段，尚未开庭审理，没有一审判决，更没有终审生效裁判。检方的求刑意见能否被法庭采纳，取决于全案证据能不能经得起庭审质证、辩论，一切结果，都要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高金素梅一方已经明确提出抗辩，后续庭审的证据交锋，才是本案的关键。

法治的底色，是证据，不是立场；司法的使命是定分止争，而不是清除异己。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正常交流不可阻挡，任何试图用司法手段阻断两岸走近的做法，终究违背民心大势。唯有让证据说话，守住无罪推定，司法才能回归它本来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