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经济的风险,人们习惯盯着增速、债务和外需。有文章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的观点称,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在于从未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衰退、萧条和危机。
这个说法听来刺耳,但若把目光投向当下年轻人的就业处境,就会发现经济放缓与结构矛盾已经以具体的方式显现。
持这一看法的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不缺灾荒、动乱与财政困境,却较少经历市场逻辑下的自我崩塌,比如债务链断裂、大规模抛售、产能泡沫破裂和全行业裁员。
作者举例说,美国经历过1970年代滞胀、1999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次贷危机,在冲击中积累了应对方法。这是一种观点而非定论,更值得追问的是,风险眼下落在了哪里。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南希·陈(Nancy Chen)出生于上海,童年随父母移居美国,此后常回国探亲,对中国青年就业有不少观察。在她讨论这一问题时,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约为20%。
她形容城市青年失业率“高得惊人”:16至24岁劳动者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找不到想要的工作。中国政府随后宣布暂停发布这项数据。
她注意到,一些年轻人的选择让上一代颇感意外。有人干脆不工作,待在家里;有人转向薪酬较低的行业,或进入政府部门。
就在几年前,他们原本会去争取收入更高的私营部门岗位。这些选择背后,是个人期望与就业现实之间不断拉大的落差,也是经济结构变化在年轻一代身上的直接投射。
这一代年轻人从小在竞争极为激烈的教育体系中拼搏,父母乃至祖辈都倾注了大量资源,目标是让他们进入知名或热门行业,拿到高薪。问题在于,这样的岗位并没有那么多。
另一边,制造业岗位大量存在。据中国方面估计,未来几年这类岗位中可能有一半招不到人,因为年轻毕业生不愿进工厂。
南希·陈把这看作高学历、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经济发展“实质上还没有跟上”。现有岗位的薪酬要低得多,有时连房租都付不起。
她讲过一个例子:一位24岁、会计专业毕业的年轻女性在北京一家私营企业工作,面临被裁员,或者只能接受一份薪资低得多的工作。
那份新工资甚至不够支付北京市中心房租的四分之一。最终,她回到西部家乡,帮父母打理小生意,同时照顾祖辈。
在她看来,这是回报家庭的一种方式。个人的选择看似平静,折射出的却是城市高端岗位收缩之后,年轻人在收入、生活成本与家庭责任之间所做的艰难权衡。
许多年轻人抱怨“996”工作制,即每周工作六天、从早九点到晚九点。南希·陈说,这是中国城市私营部门的标准作息,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已算幸运。
不少大学毕业生觉得,想要的工作不存在,能找到的又大材小用、强度过大、薪酬太低。“躺平”由此流行,意指个人拒绝社会压力,尤其是拒绝“996”。
在家境较好的年轻人中,还出现了“全职儿女”:毕业后找不到理想工作,由父母出钱,在家帮忙做家务或照顾老人。一位住在杭州的31岁女性,每月从退休父母那里领取8000元人民币,约合1100美元。
这笔钱比她认为的毕业生可接受薪资低约20%,却已高过她面对的许多岗位。
南希·陈解释,这些年轻人面对的岗位,月薪可能在7000元人民币左右,与从农村进城的保姆收入相当。想到多年的付出和自身期望,他们不愿接受,而家庭恰好有能力供养。
她强调,无论失业问题多严重,这一代人都比中国以往任何一代同龄人富裕得多,这得益于巨大的经济增长。
不过她也提醒,中国很大,她无法代表所有人。就她认识或听说的年轻人而言,没有人对此感到满意,最贴切的形容是他们“陷入了低迷”。
家庭的托底缓冲了冲击,却没有消除失落感。从宏观角度看,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闲置在家,本身就是一种难以计入统计的人力损耗。
南希·陈还提到她在上海的一位亲戚:两年前从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随后在海外取得硕士学位。十年前,这样的履历会非常抢手,如今她每面试一个岗位都有40名竞争者。据南希·陈的说法,私下负责招聘的人会直言不想招年轻女性,她称之为“公开的秘密”。
她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生育率偏低,政府近年出台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现已允许生育三个孩子。一些雇主担心年轻女性会生育多个孩子,产假等假期累计可能长达数年,成本要由企业承担。
在买方市场下,这些雇主便倾向于回避招聘年轻女性。这一描述来自她的观察,也说明就业压力会在不同群体身上被放大。
青年就业困境的背后,是更大的宏观背景。有新闻报道称,中国似乎正在经历通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预示着经济可能面临较长时间的下行。
南希·陈认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失业问题,也理应如此,因为任何青年失业率高的国家,都会出于经济和社会原因格外关注这一问题。
在她看来,放缓不可避免。中国过去几十年年均增速约10%,人人都知道这样的增速迟早会降下来。
如今增速放缓到3%至5%,她认为这本身是很健康的数字,美国和欧洲经济在状况良好时,平均增速也是这个水平。但从10%降到3%至5%,意味着就业岗位减少,而很大一部分缩减落在了年轻人身上。
人口老龄化让问题更加突出。年轻劳动者越来越少,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代高生产率的年轻人。
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并因此感到不满、幻灭或消沉,对经济和政府都不是好事。回望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5年,中国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成长为经济强国,据世界银行数据,有8亿人摆脱了贫困。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工业化加速,坐稳了“世界工厂”的位置。
前述援引席勒观点的文章认为,长期顺风顺水,让不少人形成了“只要有产能就不会出问题”的共识,而这正是风险所在:过去担心产能不够,如今却是产能太大、需要消化,产能过剩、库存堆积与通缩抬头可能相互强化。
南希·陈则指出,放缓本身早在预料之中。十年前,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有关机构联合发布《2030年的中国》报告,明确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8%,最迟到2030年降至5%左右。
真正不清楚的,只是放缓何时发生、速度多快、落在哪些领域。许多人原以为,科技、金融、制药、生物化学工程等高技能行业会继续领跑。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行业恰恰受冲击最大,而它们正是大学毕业生最向往的去处,高端岗位的收缩于是直接加剧了青年失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呼应了“缺少周期经验”的提醒:外界普遍预见到了总量放缓,却未必为结构性冲击集中落在哪些行业、哪个群体身上做好准备。
南希·陈认为,青年失业难以快速解决,因为它是经济、社会、文化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她预计,情况的改善会通过几条途径发生:一部分年轻人最终接受薪酬较低的工作,一部分人停止求职、退出劳动力市场。
在政策层面,关键在于鼓励私营部门乃至国有部门的投资,让人们重拾对经济的信心,避免出台让投资者和企业感到恐慌的政策。
信心问题同样体现在消费上。前述文章认为,内需要靠消费支撑,而当前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消费能力不足:居民储蓄率高企,可支配收入增长偏弱,又背负房贷等负担,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决策趋于保守。
产能再大,如果需求跟不上,订单便无从谈起。这与年轻人收入偏低、不敢放手生活的处境相互映照。
该文还列出三条路径,且都不轻松:一是扩大内需,持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让民众敢花钱、愿花钱。
二是拓展非美国市场,但不少相关市场消费能力薄弱、支付能力有限,难以在短期内替代欧美订单;三是运用政策性基建、信贷支持战略性行业等工具,这对治理能力要求极高,执行不好可能带来通胀或信用风险。
至于这种现象是否为中国独有,南希·陈认为,无论多努力都难以实现预期成功的失落感,在全球年轻人中相当普遍。中国青年的不同之处,在于独生子女一代特有的孤独感。
她回忆,自己小时候生活在大家庭里,与表兄弟姐妹十分亲近;而如今的年轻人多在核心家庭中长大,连邻居家的孩子也少有往来。
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看,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并不只是增速从两位数回落,更在于放缓的冲击集中落在受过最好教育的一代年轻人身上,供需错配、消费信心不足与人口老龄化又相互叠加。
无论是否认同席勒式的提醒,让年轻人找到匹配的岗位、让家庭敢于消费、让企业愿意投资,都是绕不开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