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丈夫都70岁,这辈子我从没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第一章 小年夜
我叫沈秀兰,今年七十岁。
腊月二十三,小年。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那天晚上,陈德明走了。
他走的时候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脸上甚至还带着点笑意,好像他不是去死,是去做一件高兴的事。
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那双手瘦得皮包骨头,青筋一根一根地鼓着,还在微微发抖——帕金森到最后也没放过他。但那天晚上不抖了。安安静静的,凉下去。
我等了大概十秒钟才反应过来。
不是迟钝。是脑子突然空了。就像有人把你正在看的电视"啪"一声关了,画面还印在视网膜上,声音没了。
"德明。"我叫了他一声。
没答应。
我又叫了一声。
还是没答应。
我就不再叫了。
我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盖好。然后坐在那儿,没动。菜篮子还挂在胳膊上,里面装着刚从镇上买回来的豆腐和一把小葱。豆腐是给他煮粥用的,他最近只能吃流食。小葱是我自己要吃。
现在他吃不上了。
后来是隔壁李婶发现的。她来送自家腌的腊八蒜,敲门没人应,绕到后院看见我坐在窗前,面朝里,一动不动。她喊了我两声,我回头看她,说:"老陈走了。"
她说她这辈子都忘不了我当时的表情。不是哭,不是笑,就是——平。像一潭水,什么都投进去了,就是不泛涟漪。
其实不是不泛。是涟漪在里面,外面看不见。
大女儿陈静是半夜十二点多赶回来的。她在镇上中学当老师,骑车二十分钟就到了。推开门看见我坐在床边,扑通就跪下了,抱着她爸的腿哭。
二女儿陈宁从深圳飞回来,落地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她进门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桃子,看见我第一句话是:"妈,你吃饭了没有?"
我说:"吃了。"
其实没吃。
儿子陈安在县城修车,开车四十分钟到家。他是个闷葫芦,跟他爸一个样。进门看了看床上的陈德明,又看了看我,说:"妈,你歇着,后面的事我来办。"
后面的事确实多。穿寿衣、报丧、订棺木、通知亲戚、找风水先生看日子。陈德明是八十一岁走的,算喜丧,不用披麻戴孝,但规矩一样不能少。
我全程没怎么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说什么。
有人问我:"秀兰,你不难受吗?"
我说:"难受。"
"那你怎么不哭?"
我说:"哭什么,他没遭罪。"
这话是真的。他没遭罪。从发病到走,前后不到半年。开始是吃不下饭,后来是起不了床,最后几天连话都说不清了。但他没喊过疼,没叫过苦。就像他这辈子一样,什么都自己扛着,不吭声。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孩子们忙前忙后,我在旁边看着。不是我不帮忙,是他们不让我动。大女儿说:"妈,你坐着就行。"
我就在堂屋里坐着。那是陈德明生前待得最多的地方。他有一把藤椅,坐了快二十年,扶手都磨出包浆了。他走之后,那把椅子空了。我坐在对面,隔着一张方桌,看他那把椅子。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
十六岁那年,他在我家堂屋第一次见我,坐在条凳上,低着头,两只手搓来搓去。半天憋出一句:"我会打柜子。"
二十一,我嫁给他。他骑着二八大杠来接我,后座上绑着两床新被子。我坐在后面,手抓着车座,不敢抓他的腰。路颠,他伸出一只手往后摸,摸到我的手,握了一下。手心全是汗。
二十三,我生大女儿难产,大出血。他在产房外面跪了两天一夜。后来他说,那时候他跟老天爷说,要是有个万一,他也不活了。
四十五,他开了个小木工坊,带了两个徒弟。每天叮叮当当地敲,我在旁边缝鞋垫。中午一起吃饭,就两个菜,一荤一素。他总把荤菜夹给我,说他在外面吃过了。
六十五,他手开始抖。帕金森。先是拿不住筷子,后来扣子系不上。我帮他系,他不好意思,红了脸。一个大老爷们,六十多岁了,脸红得像个小伙子。
七十,他脑子也不太好了。有时候认不出人,半夜起来到处翻东西。但他认得我。看见我,就说两个字:"秀兰。"
就这两个字。但他知道我是谁。
七十一,他走不动了,只能卧床。我给他喂饭、擦身、翻身、倒尿盆。他有时候清醒,清醒的时候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愧疚。他想说"对不起",说不出来。我就说:"别看那个脸,吃饭。"
他就张嘴。
七十三,他走的那天。我出门买豆腐和小葱。回来,他凉了。
出殡那天,天阴着,没下雨。
陈德明的棺木是杉木的,他生前自己挑的料。他说他这辈子打了一辈子家具,自己的棺材也要自己挑。我骂他:"胡说八道,好好的说这些。"
他说:"人总归有那一天。"
他挑的杉木,说杉木轻,不压身子。还挑了油漆的颜色,要枣红的,说好看。
这老头,到死都在讲究。
棺材抬出院子的时候,儿子陈安走在前面,摔了老盆。"咣当"一声,瓷片溅了一地。按照老规矩,盆碎了,人就算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棺材被抬上灵车,慢慢驶远。
没哭。
真的没哭。
大女儿过来扶我,说:"妈,进去吧,外面冷。"
我说:"不冷。"
其实冷。腊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但我没觉得冷。或者说,冷不冷已经不重要了。
人走了,天塌了。但天塌了你也得站着。因为你是当妈的,你是当奶奶的,你是这家里还在喘气的那个。
你得站着。
办完丧事,孩子们都要回去了。
大女儿说:"妈,跟我去镇上住吧。"
二女儿说:"妈,去深圳吧,我那边暖和。"
儿子说:"妈,住我那儿,我那房子大。"
我说:"我哪儿都不去。就住这儿。"
他们劝了半天,没劝动。
不是我倔。是这老房子里全是他的影子。他坐过的椅子,他用过的茶杯,他睡过的床,他钉过的窗框,他修过的门闩。每一寸都有他。
我走了,这些怎么办?
总不能带着走。
孩子们走了之后,家里一下子空了。
不是安静,是空。安静是还有声音,空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他的呼噜声,没有他翻身时床板吱呀的响,没有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的脚步声,没有他早上咳嗽的声音。
什么都没有了。
我坐在堂屋里,看着他的藤椅。
太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椅背上,像他还在那儿坐着。
我突然觉得,这辈子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有人陪你吃饭、陪你说话、陪你生孩子、陪你变老。然后梦醒了,人没了。
但手上的茧子是真的。腰上的旧伤是真的。三个孩子是真的。七十年的光阴是真的。
他也是真的。
只是不在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一个人睡在那张床上。
床很大,一米八的,是我们结婚三十年的时候换的。以前他睡里面,我睡外面。他打呼噜,我嫌吵,拿脚踹他。他迷迷糊糊地翻个身,不踹了。
现在他不在了。
我躺在里面,靠着他的位置。枕头还是他睡的那边,有他的味道。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就是他的味道。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
终于哭了。
七十岁的老太太,哭起来不好看。没有声音,就是眼泪不停地流,流进枕头里,洇湿了一大片。
我哭的不是他走了。
我哭的是——这辈子,我再也没有人可以说话了。
孩子们再好,是晚辈。邻居再亲,是外人。只有枕边人,才是那个你半夜醒了可以跟他说"我做了个噩梦"的人。
现在没人听了。
后来我慢慢不哭了。
不是不难过,是哭不动了。
七十岁的人,眼泪也少了。年轻时候哭一场能湿半条毛巾,现在哭半天,眼睛干干的,就是心里头难受。
我把他的枕头收了起来。叠好,放进樟木箱子里。那口箱子是他给我打的,榫卯结构,没用一颗钉子。箱盖上雕了两朵梅花,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己刻的。
我打开箱子,把枕头放进去。里面还有几件他的旧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一条补了两次的秋裤。我摸了摸那件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
他穿了十几年。
我没舍得扔。
日子还得过。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起床,烧水,煮粥。锅里冒着热气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往桌上摆两个碗。摆完了才想起来,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把一个碗收了回去。
就这一个动作,比昨天出殡还难受。
第二章 那块手绢
我十六岁那年,沈家圩来了一个知青。
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上面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城里来的学生娃娃,背着铺盖卷,浩浩荡荡进了村。大队部腾了两间厢房给他们住,吃饭在各家轮着吃。
分到我家的是个男的。姓周,叫周文远。戴一副眼镜,镜框是黑的,腿上缠着胶布。白白净净的,不像干农活的人。说话细声细气,跟我们这儿的人完全不一样。
我妈让他住西厢房。那间屋子原来堆杂物,提前两天收拾出来的。一张木板床,一领凉席,一个蚊帐,一张条桌,一把椅子。窗户纸糊了新的,地上扫得干干净净。
周文远来的第一天,放下行李,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说:"麻烦您了,大娘。"
我妈受宠若惊。我们这儿的后生,进门都是往门槛上一坐,谁跟你鞠躬。我妈赶紧说:"不麻烦不麻烦,住着就是。"
我那时候在院子里喂鸡。听见他说话,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也在看我。
四目相对,他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低头进了屋。
我继续喂我的鸡。
但心里头,记住了那双眼睛。
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是他看人的方式不一样。村里那些后生看我,是那种直愣愣的、带着点邪气的看。他不是。他看我的时候,像是在看一个跟他一样的人。不是物件,不是牲口,是一个人。
就这一眼,我记住了他。
后来慢慢熟了。他吃饭在我们家,一天两顿。早上自己吃,晚上跟我们一起吃。他不会做饭,也不会干农活。第一天上工,拿锄头的方式都不对,把苗当草锄了一片,被队长骂得狗血淋头。
我妈心善,跟队长说:"人家是读书人,干不了这个,让他干点轻省的吧。"
队长说:"读书人?读书人也要吃饭!"
最后安排他去放牛。
放牛好。清闲。每天赶着两头水牛去河滩上吃草,一待就是一天。
他放牛的时候,我经常看见他。我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下午收工早,路过河滩,他坐在牛背上或者树底下,拿着一本书看。离得远,看不清是什么书。但那个画面我记了很多年——一个白净的后生,坐在牛背上,低着头看书,风吹过来,书页哗哗地翻。
好看。
是真的好看。
不是那种男人的好看,是那种——跟这泥土地格格不入的好看。像一株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花,不该在这儿,但就是长了出来。
有一天,我收工路过,他叫住了我。
"同志,请问——"
"别叫同志,我叫沈秀兰。"
他笑了,露出一排白牙。"沈秀兰同志——不是,秀兰。请问这附近有河吗?我想洗个澡。"
那时候是六月,天热。他穿一件白衬衫,后背全湿透了,贴在身上,能看见里面的背心。
我指了指东边:"往东走,过了那片柳树林就是。水不深,到膝盖。"
"谢谢。"
他朝我点点头,推了推眼镜,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白衬衫,蓝裤子,布鞋。瘦高瘦高的,走路有点驼背,大概是看书看多了。
那天晚上吃饭,他回来得很晚。头发湿漉漉的,衬衫也湿了半边。我妈问他怎么了,他说摔了一跤,掉河里了。
我差点笑出来。那么大一条河,水才到膝盖,能摔进去,也是本事。
他看见我笑,脸红了。红到耳朵根。
我赶紧低头扒饭。
后来我们慢慢说上话了。
他放牛经过我们家门口,会停下来喝口水。我妈给他倒水,他坐在门槛上喝。我有时候在院子里缝衣服或者纳鞋底,他看一会儿,说:"你手真巧。"
我说:"这有什么巧的,谁家姑娘不会。"
他说:"城里姑娘不会。"
我说:"城里姑娘有缝纫机。"
他说:"缝纫机也做不出这个针脚。"
他说的是我正在纳的鞋底。千层底,一针一线纳出来的。我妈教我的,一双手纳一双鞋底,要三天。
我没接话。但心里头,有点甜。
年轻人嘛,谁不喜欢听好话。
他隔三差五就来喝水。有时候带一本书,坐在门槛上看。我妈让他进屋坐,他说外面凉快。其实他是在看我。我低头做针线,他低头看书。偶尔抬头对上眼,他笑一下,我低头。
一来二去,村里人开始说闲话了。
"沈家老四跟那个知青好上了。"
"人家是城里人,能看上她?"
"知青迟早要走的,别把丫头耽误了。"
我妈听见了,脸色不好看。晚上把我叫到灶房,说:"秀兰,那个知青,少来往。"
我说:"没来往。他来喝水,我还能不给他喝?"
我妈说:"喝水喝水,哪有天天来喝水的。你当我不知道?"
我低着头不说话。
我妈叹了口气,说:"丫头,妈不是不让你跟他好。是人家迟早要走。你是农村户口,他回城了,你怎么办?等他?等到什么时候?"
我妈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我知道周文远迟早要走。知青下乡是暂时的,政策一变就要回城。他回城了,我一个农村丫头,拿什么跟他走?我连初中都没读完。他能写诗,我能纳鞋底。他看《红楼梦》,我看《毛主席语录》。
不是一路人。
但我还是心动了。
十六岁的丫头,第一次被一个男人那样看着,那样笑着,那样说"你手真巧"。怎么可能不动心。
有一回,他放牛回来,经过我家门口,没进来。但第二天早上,我在篱笆缝里发现了一样东西。
一块手绢。
上海牌的。白底蓝花,边角绣着小小的"WY"两个字母。叠得整整齐齐,塞在篱笆缝里。
我拿回屋,拆开看了。里面没有字,什么都没有。就一块手绢。
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把手绢藏在枕头底下。藏了很久。
没回。也没扔。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我一个十六岁的农村丫头,没读过什么书,写不出什么话来。我能说什么?说"我也喜欢你"?然后呢?然后等他回城,然后写信,然后?
没有然后。
我妈说得对。人家迟早要走。我拿什么等?
所以我把那块手绢叠好,放进箱子最底层,压在衣服下面。
没再拿出来过。
周文远在沈家圩待了两年。
后来政策变了,知青开始陆续回城。他是最后一批走的,一九七一年春天。
走之前那天晚上,他又来我家喝水。坐在门槛上,低着头,半天不说话。
我妈在灶房忙,院子里就我们两个人。
他突然说:"秀兰,我要走了。"
我说:"我知道。"
"你——"
他抬头看我,眼镜后面的眼睛亮亮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说:"路上小心。"
他说:"嗯。"
停了一会儿,又说:"那块手绢,你收到了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了。他一直知道我收了。
我说:"收到了。"
"那你——"
"我收着了。"
就这三个字。没说喜欢,没说不喜欢。就"收着了"。
他笑了。笑得有点苦。
"行。收着就好。"
第二天早上,大队部前面集合。知青们背着铺盖卷,排成一排。村里人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人给塞鸡蛋,有人给塞花生。周文远站在最后面,东张西望的。
我在人群后面,没往前挤。
他看见了我。隔着好多人,隔着好远的距离。他推了推眼镜,朝我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点头。
然后他上了车。
解放牌大卡车,后斗上站着一排知青,朝村里人挥手。周文远也挥手。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找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身上。
就那一眼。
车开走了,扬起一片黄土。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车消失在土路尽头。
没哭。
十六岁的丫头,忍着没哭。
回到屋里,我打开箱子,翻出那块手绢。白底蓝花,边角绣着"WY"。我摸了摸,叠好,放回去。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一个男人藏一样东西。
后来很多年,我偶尔会想,如果那天我说了不一样的话,如果我说"你等我",如果我说"我跟你走",如果我把那块手绢还给他,说"我不收",如果——
但人生没有如果。
他走了。再没回来过。
听说他回了上海,后来考上了大学,再后来娶了一个城里的姑娘。这些都是后来别人说的,我不确定真假。
那块手绢我一直留着。搬家、结婚、生孩子,搬了好几次家,丢了不少东西,但那块手绢没丢。一直压在箱子底下。
直到二零零八年,我们搬最后一次家,从老屋搬到镇上的楼房。收拾东西的时候,那块手绢找不到了。可能是搬家的时候弄丢了,也可能是我妈收拾东西的时候当破烂扔了。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坐在地上,愣了好一会儿。
不是多心疼。就是觉得,年轻时候的那点心思,终于彻底没了痕迹。
干干净净的。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周文远走后,我好几年没再跟别的男人来往。
不是不想。是怕。
怕再一次心动,怕再一次没结果。十六岁那年的心动,像一颗种子,埋在土里,没发芽,但也没烂。它就在那儿,提醒我:别轻易动心。动心了,疼的是自己。
我妈看我这样,着急。她托了媒人,说给好几户人家,我都摇头。
"不要。"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其实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收过一块手绢。白底蓝花,边角绣着"WY"。那个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
但我说不出口。
直到一九七四年,媒人又来说了一门亲。邻村的,木匠,二十五,家里弟兄三个,老实巴交的。
我妈说:"去看看吧。不去看看怎么知道不行。"
我去了。
在媒人家见的面。他坐在条凳上,低着头,两只手搓来搓去。穿一件灰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鞋子是解放鞋,前面开了口,用线缝上了。
他看见我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了。
媒人说:"这是陈德明,木匠,手艺好。这是沈家老四,秀兰。"
他站起来,鞠了个躬,说:"你、你好。"
然后就没了。
半天憋出一句:"我会打柜子。"
我差点笑出来。
不是觉得好笑,是觉得——这人,太老实了。老实到有点傻。
我妈后来问我:"怎么样?"
我说:"还行。"
就这两个字。但已经够了。
我妈说:"人家老实,老实人靠得住。"
我说:"行吧。"
就这样定了。
定亲那天,他送了一块布料做聘礼。的确良的,碎花,粉色的。那时候的确良是稀罕东西,要凭票买。他攒了半年的布票,买了一块。
我摸着那块布料,软软的,滑滑的。
不是上海牌的手绢。不是白底蓝花。没有"WY"两个字母。
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不像那块手绢,藏在枕头底下,像一场梦。
这块布料,后来被我做了一件衬衫。穿了很多年,直到穿破了,我妈说补一补还能穿,我说不用了。
扔了。
手绢丢了,衬衫扔了。十六岁那年的心事,就这么一样一样地,没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选陈德明,不是因为多喜欢他。
是因为他实在。
他不会说"你像一朵野地里开的花",他只会说"我会打柜子"。他不会在篱笆缝里塞手绢,他只会攒半年的布票给你买一块的确良。
但"我会打柜子"是真的。那口樟木箱子,他打了一辈子,没散架。
"攒半年的布票"是真的。那块的确良,穿了五年,直到穿破。
周文远那块手绢,好看。但好看的东西不顶用。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我选了一个能跟我过日子的人。
这辈子,没选错。
第三章 糖水蛋
定亲之后,按规矩还要过几道程序。换帖、下聘、看日子、送日子。一样一样来,不急。
陈德明那阵子经常往我们村跑。说是来送东西,有时候是一包红糖,有时候是一把瓜子,有时候是几尺布。都是他打家具赚的钱买的。他那时候已经出师了,跟着师傅学了三年,自己能接活了。
每次来,他还是坐在门槛上,低着头,两只手搓来搓去。我妈给他倒水,他双手接,说谢谢。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有时候在院子里干活,他就在旁边看着。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我说:"我不管你,你坐这儿干啥?"
他脸又红了。红到耳朵根。
后来我妈跟我说:"这后生,怕你。"
我说:"怕我干啥?我又不吃人。"
我妈说:"不是怕你凶。是怕你不喜欢他。人家看得出来,你对他不上心。"
我妈说得对。我确实不上心。不是讨厌,是没感觉。像喝白开水,不烫不凉,不甜不苦,就是没味道。
但日子不就是这样吗?白开水也能过一辈子。
结婚那天是一九七四年腊月初八。腊八节。我妈说这个日子好,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往后的日子越过越热乎。
我穿了件红棉袄,是我妈自己缝的。头上盖了块红布,不是盖头,就是一块红绸子,搭在头上。那时候不兴西式婚礼,就是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然后进洞房。
陈德明骑着二八大杠来接我。后座上绑着两床新被子,大红牡丹花的被面,是他自己挑的。他骑得很慢,怕颠着我。
我坐在后座上,手抓着车座,不敢抓他的腰。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颠得厉害。好几次差点摔下去,他骑得歪歪扭扭的,后来伸出一只手往后摸,摸到我的手,握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
手心全是汗。
我手心也出汗了。
到了他家,拜堂,敬茶,一应规矩走完。然后进洞房。洞房是他自己收拾的,一间朝南的屋子,窗户纸是新糊的,炕上铺着新席子,墙上贴着大红喜字。
他站在炕边,低着头,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坐在炕沿上,也低着头。
两个人就这么干坐着。
后来他出去了,回来端了一碗糖水蛋。两个荷包蛋,卧在糖水里,上面撒了几粒桂花。他双手端着,放在炕桌上,说:"吃吧。"
我说:"你吃了吗?"
他说:"我吃过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没吃。他自己饿着肚子,把家里最后两个鸡蛋煮了给我。
我端着那碗糖水蛋,咬了一口。蛋黄是溏心的,咬开的时候流了满嘴。甜。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糖水蛋。
不是因为糖放得多。是因为那碗蛋里,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把他能给出的最好的东西,捧到你面前。他不会说好听的,不会写诗,不会在篱笆缝里塞手绢。他只会把家里最后两个鸡蛋煮了,端到你面前,说"吃吧"。
这就是他能给的全部了。
我吃了。一口一口地吃了。
吃完,我拿袖子擦了擦嘴。抬头看他,他还站在那儿,手足无措的。
我说:"你也吃。"
他说:"我不饿。"
我说:"坐下。"
他坐下了。坐在炕沿的另一头,离我远远的。
我说:"往那边坐那么远干啥?"
他挪了挪,挪过来一点。
我又说:"再过来点。"
他又挪了一点。
我伸出手,拉了他一下。他整个人僵住了,像根木头。
我笑了。十六岁那年在周文远面前都没笑过的那种笑。是松了一口气。是觉得——行吧,这辈子就他了。
那晚的事,不多说了。两个什么都不懂的人,笨拙地摸索。不美好,不浪漫,甚至有点疼。但第二天早上,他天不亮就起来烧了灶,给我倒了一盆热水洗脸。
我洗脸的时候,他在门外说:"今天不上工了,我请了假。"
我说:"请假干啥?"
他说:"陪你。"
就两个字。陪你。
我端着脸盆,眼泪差点掉进水里。
头一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做木工活,一天赚八毛钱。我在生产队干活,一天赚五分。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不到二十块。要吃饭,要买盐,要买灯油,要攒钱还结婚时借的债。
但苦归苦,他没让我受委屈。
家里最后一点白面,他擀了面条给我吃。他自己吃红薯干。我说:"你也吃。"他说:"我不爱吃面,爱吃红薯。"
我不信。但我没拆穿。
冬天冷,他把自己的棉袄拆了,棉花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他自己穿一件单褂子,冻得直哆嗦,还说"不冷不冷,干活就热了"。
我看着他冻紫的嘴唇,把新棉袄脱下来,说:"一起穿。"
他说:"你穿,我不要。"
我说:"你不穿我也不穿。"
最后他穿上了。我裹着他的旧棉袄,两个人挤在一起,倒也不觉得多冷。
第二年春天,我怀上了。
反应大,吃什么吐什么。他急得团团转,去镇上买了二两红糖,冲水给我喝。又托人从县城捎了一罐麦乳精,说是补身子的。
那时候麦乳精是稀罕物,要凭票买。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票。
我喝了一口,甜得发腻。但心里头,是甜的。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大女儿陈静出生那天,我难产。
疼了两天一夜。在公社卫生院,条件差,连个像样的产床都没有。他守在产房外面,我听见他在外面走来走去,脚步声一下一下的。
后来实在生不下来,医生要签字。他手抖得签不了字,抓着医生的手说:"保大人,保大人,一定要保大人。"
后来我听别人说的。他当时跪在产房门口,求老天爷。说要是有个万一,他也不活了。
大女儿终于出来了。六斤二两,哭声洪亮。
我大出血,差点没挺过来。缝了七针。疼得昏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他趴在床边,眼睛肿得像核桃。看见我醒了,他嘴唇抖了半天,说:"秀兰,你吓死我了。"
就这一句话。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一个大老爷们,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哭得像个孩子。
我抬手摸了摸他的脸。胡子拉碴的,眼睛红红的。
我说:"哭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
他说:"嗯,好好的。"
然后他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大女儿满月那天,他打了口小木盆。榫卯结构,没用一颗钉子。盆底刻了"静"字。他说是给闺女洗澡用的。
我看着那口小木盆,说:"你手真巧。"
他嘿嘿笑,说:"跟你学的。"
我说:"我教过你吗?"
他说:"没教过。但你纳鞋底的针脚好看,我看会了。"
我愣了一下。
他什么时候看过我纳鞋底?我怎么不知道?
后来想想,大概是他坐在门槛上喝水的时候。我低头纳鞋底,他低头喝水。我以为他在喝水,其实他在看我。
跟十六岁那年一样。
不一样的是,这个人不会走。
第四章 日子
大女儿陈静两岁那年,我怀上了第二个。
这回反应没那么大了,但身子沉。陈德明不让下地干活,说你在家待着。我说待着也是待着,灶台边还能择菜。他说不行,你怀着,别动了。
他那时候木工活已经接得不少了。邻村谁家打柜子、打床、打桌子,都来找他。一天八毛涨到了一块二。他早上天不亮出门,晚上摸黑回来,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木屑。我拿针给他挑,他龇牙咧嘴的,说轻点轻点。
我说:"知道疼了?刨子磨手的时候怎么不喊疼?"
他说:"那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干活疼是应该的,你挑手疼是我矫情。"
我翻了个白眼,手上没停。
二女儿陈宁出生在一九七七年秋天。这丫头比她姐安静,不哭不闹,吃饱了就睡。陈德明抱着她,小心翼翼的,像捧着一件瓷器。他一个大男人,手粗糙得像树皮,抱着那么小的孩子,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大女儿陈静那时候三岁,看见妹妹,好奇得不行。趴在炕边看,伸手要摸,被我拦住了。我说你手重,别碰妹妹。她撅着嘴,委屈得要命。
陈德明说:"让她摸摸,自己妹妹。"
我说:"她那手劲儿,掐坏了怎么办?"
他说:"掐不坏。"
陈静伸出一根手指头,轻轻碰了碰陈宁的脸。陈宁皱了皱鼻子,没哭。陈静乐了,咯咯笑。
陈德明看着两个闺女,坐在门槛上抽烟,半天说了一句:"值了。"
我问:"什么值了?"
他说:"什么都值了。"
我没接话。但心里头是暖的。
那时候日子还是苦。两个孩子,吃喝拉撒,哪样都要钱。陈德明的木工活赚的那点钱,刨去口粮,剩不下几个。我有时候也接些活计,帮人缝衣服、纳鞋底,换几毛钱。镇上供销社收布鞋,一双给一块五。我熬夜做,一晚上能赶出半双。
有一回,隔壁村的王大有来找陈德明打柜子。王大有是个光棍,三十多了没娶上媳妇,人油嘴滑舌的,村里人都说他不靠谱。他来谈价钱,陈德明不在,我去镇上买针线了。他坐在院子里等,看见我回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
我说:"他不在,你改天来。"
他说:"不急不急,等等。"
他等了半天,陈德明回来了。两个人谈好价钱,王大有走了。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打了个寒颤。
后来这人隔三差五来。说是看柜子做得怎么样,其实柜子早打好了。他来了就坐,东拉西扯的,眼睛老往我身上瞟。
陈德明看出来了。他没说什么,但后来再有活儿,他不让王大有进院子,在作坊里谈,谈完就让人走。
有一天晚上,陈德明跟我说:"以后他再来,你别出来。"
我说:"怎么了?"
他说:"没什么。就是别出来。"
他不说,我也知道为什么。
我妈从小教我,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不是穿得多好、打扮得多好看,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该笑的时候不笑,不该说的话不说。我做到了。但有些人,你越是正经,他越是觉得你有味道。
王大有后来变本加厉。有一回陈德明去县里买木料,不在家。大中午的,他翻墙进了院子。
我正在灶房做饭,听见动静,出来一看,他站在院子里,笑嘻嘻的。
我说:"你干什么?"
他说:"秀兰妹子,你一个人怪冷清的,我陪你说说话。"
我说:"滚出去。"
他往前走了一步,说:"别这么凶嘛。"
我抄起门后的扫帚,冲上去就打。
"我让你滚!我让你滚!"
一帚子下去,他躲了一下,没打中。我又抡了一下,这回打中了肩膀。他"哎哟"一声,往后退。
我追着他打,从院子打到门口,从门口追到巷子里。他边跑边喊:"疯婆子!你个疯婆子!"
我追了半条街,直到他跑没影了,我才停下来。
扫帚头都打散了。
村里人站在门口看,没人拦。有人喊:"秀兰,打得好!"
我回到家,手还在抖。不是怕,是气。气得浑身发抖。
那天晚上陈德明回来,我告诉他了。他听完,脸黑得像锅底。放下工具就往外走。我拉住他,说:"你干啥去?"
他说:"找他去。"
我说:"找他干啥?打一架?犯不上。"
他说:"他敢翻咱家墙,下次还敢。"
我说:"你打得过他?他三十出头,你比他大几岁,手又是干木工的,打起来你吃亏。"
他站住了。
我说:"这事我处理了。他以后不敢来了。"
他看着我,半天说了一句:"秀兰,委屈你了。"
我说:"有什么委屈的。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处理。"
他没再说什么。但第二天,他在院墙上加了一排碎玻璃碴子。
后来王大有再没来过。听说他第二年去南方打工了,再没回过村。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我后来想,如果那天陈德明在家,他会怎么做?他不会拿扫帚追半条街。他可能会直接动手。他不是会打架的人,但为了我,他敢。
这比拿扫帚追半条街更让我踏实。
七九年,政策变了。包产到户。家里分了三亩地,一头牛。陈德明白天干木工,地里的活儿他也不落下。我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种地、养猪、喂鸡。日子一下子更忙了。
忙归忙,但日子有盼头了。包产到户之后,粮食多了,口粮够吃了。养的猪卖了能换钱,鸡蛋攒着也能卖几毛。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八零年,我怀了老三。
这回是个儿子。陈德明高兴坏了。他这辈子就想要个儿子,倒不是重男轻女,是他弟兄三个,他是老二,上头有个哥,下头有个弟。他总觉得没个儿子,这家的香火就断了。
儿子出生那天,他抱在怀里,笑得合不拢嘴。给取名叫陈安。平安的安。
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凑齐了。
养三个孩子的辛苦,没经历过的人不知道。小的哭了,大的闹了,灶上饭糊了,地里草荒了。我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陈德明也一样,木工活越接越多,有时候忙到半夜。
但再忙,他每天晚上都要回家。不管多晚,不管活儿干没干完,他都要回来。他说:"不回来睡不着。"
我说:"你回来也不睡,在旁边打呼噜,吵得我睡不着。"
他说:"那我也得回来。"
后来我想,他不是回来睡觉的。他是回来确认家里都好的。确认我在,孩子在,灯亮着,灶上有热饭。确认完了,他才能安心。
这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
不是甜言蜜语,是"我得回来"。
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大女儿陈静上了小学,成绩好,年年考第一。二女儿陈宁调皮,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比男孩子还野。儿子陈安最安静,跟着他爸学木工,小手拿着凿子,像模像样的。
陈德明对三个孩子不一样。对大女儿,他疼。对二女儿,他惯。对儿子,他严。
大女儿考了第一名,他高兴,但嘴上不说,就多炒了一个鸡蛋。二女儿爬树摔了,他嘴上骂,手上给她擦药。儿子拿凿子划了手,他没骂,只说了一句:"再来。"
三个孩子,三种教法。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打过他们。
他这辈子就没打过人。连王大有翻墙那回,他都没动手。他只会加碎玻璃碴子。
我有时候觉得,他这人太软了。但后来想想,一个男人能忍住不动手,比什么都难。
八六年,大女儿十岁。那年夏天,我妈走了。
我妈是半夜走的。脑溢血,没抢救过来。
我赶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凉了。躺在床上,脸上很平静。走之前没受罪,睡着走的。
我跪在床前,哭得站不起来。
我妈这辈子不容易。六个孩子,拉扯大,没享过一天福。裹过小脚,解放后才放开,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没读过书,不识字,但说的话句句在理。
她教我的那些话,我记了一辈子。
"身子是自己的,但也是男人的。你给了谁,就是谁的。别轻易给,给了就别后悔。"
"老实人靠得住。"
"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
"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她没上过学,但这些话,比书上写的都管用。
我妈走的那天,陈德明站在我旁边,没说话。他不会安慰人。但他站在那儿,就是最大的安慰。
后来出殡,他帮着忙前忙后。抬棺材的时候,他走在最前面。按照规矩,抬棺材的都是至亲。他不是我妈的亲儿子,但他走在最前面。
村里人看见了,说:"秀兰找了个好男人。"
我说是。
我妈走后,我把那块上海牌的手绢找了出来。白底蓝花,边角绣着"WY"。压在箱子底下十几年了,拿出来还是平整的,就是颜色旧了,白底泛了黄。
我看了很久。
十六岁那年的心事,隔着十几年再看,像隔了一层雾。看不清了,也不想看清了。
我把那块手绢和我妈留下的一件旧褂子放在一起,收进了樟木箱子里。
那口箱子,是陈德明给我打的。
第五章 出息
大女儿陈静考上了师范,是一九九二年的事。那会儿村里出了个大学生,比过年还热闹。大队部放了挂鞭,村支书亲自上门道喜。我妈要是还在,不知道得多得意。
陈静考的是县师范学校,三年制,毕业包分配。学费一年四百二,住宿费另算。四百二在现在不算什么,那会儿是天文数字。陈德明一年做木工,刨去吃喝,剩不下四百块。
他没犹豫。说:"上。"
钱是借的。找他大哥借了两百,找他师傅借了一百,剩下的东拼西凑。他跟我说:"秀兰,闺女争气,咱不能耽误她。"
我说:"我知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再接点活儿,赶一赶,年底能还上。"
那年冬天他接了个大活儿,邻镇一户人家打全套家具,柜子、床、桌子、椅子,一共十二件。工期紧,他一个人干不过来,从镇上雇了个帮工。两个人叮叮当当地干了两个月,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
腊月里,他拿到工钱,八百块。还了债,剩了三百多。他拿了一百给我,说:"过年买件新衣服。"
我说:"你买吧,你那件灰布衫都穿了几年了。"
他说:"我不要,你买。"
最后谁也没买。那一百块钱被我缝在了枕头套里,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给三个孩子一人扯了块布料,做了新衣裳。
陈静走的那天,我送她到镇上汽车站。她背着铺盖卷,穿着我缝的蓝布褂子,头发扎成马尾,眼睛亮亮的。她站在车门口回头看我,说:"妈,你回去吧。"
我说:"到了写信。"
她上了车。车开的时候,她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冲我挥手。我站在那儿,看着车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点,看不见了。
风大,吹得我眼睛酸。
回到家里,陈德明在院子里刨木头。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没抬头,说:"走了?"
我说:"走了。"
他说:"走吧。有出息的人,留不住。"
他嘴上这么说,手上的刨子慢了。一下,两下,比平时慢。
我知道他舍不得。
二女儿陈宁没走读书这条路。她初中毕业就不念了,说读书没意思。我骂她,她犟,说:"妈,我不是那块料,你逼我也没用。"
陈德明说:"不念就不念吧,学门手艺也行。"
我说:"学什么手艺?她那性子,能学进去?"
后来陈宁自己找了条路。九五年,她听说深圳那边工厂招工,工资高,去了就是一个月三四百。她动了心,跟我说要去。
我说:"不行。一个丫头家,跑那么远,不行。"
她说:"妈,我十九了,不是小孩子了。"
我说:"十九怎么了?十九更不行。"
她跟我吵了一架。摔了碗,哭着跑了。陈德明追出去,把她拉回来了。
他跟我说:"让她去吧。关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出去闯闯,未必是坏事。"
我说:"你疯了?深圳多远?坐火车要三天三夜。"
他说:"我托人问了,有个老乡在深圳,让她先去投奔。有照应。"
我拗不过他们父女俩。最后还是让她去了。
走的那天,陈德明去镇上送她。回来之后,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觉得,家里空了。"
大女儿走了,二女儿也走了。家里就剩我们俩,还有小儿子陈安。
陈安那时候十六,跟着陈德明学木工。这孩子手巧,像他爸。刨子用得溜,榫卯结构一看就懂。陈德明说:"这小子是块料。"
但陈安对木工没兴趣。他说:"爸,我想学修车。"
陈德明愣了。半天才说:"修车?那多脏。"
陈安说:"挣钱多。"
陈德明没再劝。他说:"行,你想干啥干啥。只要是正经营生,都行。"
九七年,陈安去了县城一家汽修店当学徒。三个月的学徒期,不拿工资,管吃管住。他去了之后,一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机油,怎么洗都洗不掉。
我骂他:"你看你那手,跟挖煤的似的。"
他说:"妈,这叫技术工人的手。"
我翻了个白眼。
三个孩子,一个在师范读书,一个在深圳打工,一个在县城学修车。家里一下子安静了。白天他做木工,我做针线,各忙各的。到了晚上,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说不上几句话。
他说:"今天刨了三块板。"
我说:"今天纳了一双鞋底。"
他说:"嗯。"
我说:"嗯。"
然后就没了。
不是没话说。是日子太平了,太平到没什么可说的。
九八年,大女儿陈静毕业了,分配在镇上中学当老师。她回来那天,穿了一身西装裙,头发剪短了,烫了卷。站在门口,我差点没认出来。
我说:"这是谁家姑娘?"
她笑:"妈,是我。"
我上下打量她。高了,瘦了,皮肤白了,说话也变了,不像农村丫头了。一口普通话,字正腔圆的。
陈德明从作坊里出来,手里还拿着刨子。看见大女儿,愣了一下,说:"回来了?"
陈静喊了一声:"爸。"
他"嗯"了一声,放下刨子,搓了搓手上的木屑,走过来。站住了,不知道该干什么。最后伸手摸了摸她的头,说:"瘦了。"
就两个字。眼睛红了。
陈静抱住他。他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抬手,拍了拍她的背。
我在旁边看着,眼泪下来了。
日子到了两千年后,三个孩子都成了家。
大女儿嫁了镇上中学的一个老师,姓刘,教数学的。人老实,话不多,跟陈德明一个类型。我看了放心。
二女儿在深圳找了个广东小伙子,姓黄,做电子的。第一次带回来,我们听不懂他说的话,他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陈静在中间当翻译。陈德明看着那个小伙子,半天说了一句:"人看着还行。"
我说:"什么叫看着还行?你得问清楚人家家里什么情况。"
后来打听清楚了,人家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工人,家里还有一个姐姐。没啥毛病。
婚礼是在深圳办的。我们没去,路太远了,身体也吃不消。陈德明说:"寄钱吧。"寄了两千块,是那时候能拿出来的最大数了。
儿子陈安在县城开了个汽修店。租了间门面,自己当老板。手艺好,人实在,生意慢慢做起来了。娶了个本地的姑娘,姓周,在超市当收银员。人勤快,嘴甜,进门就叫"爸""妈",叫得陈德明乐呵呵的。
三个孩子,都有了着落。
我们老两口,升级当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大女儿生了个丫头,陈德明高兴得不行,说:"又是个丫头,好,丫头贴心。"
二女儿生了个儿子,寄了照片回来。陈德明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说:"这小子眼睛大,像宁宁。"
儿子生了个丫头,他抱着,说:"咱家丫头多,好。丫头好。"
他这辈子,不重男轻女。三个孩子,一碗水端平。
日子越过越好。木工坊的生意不错,带了两个徒弟。我也在镇上摆了个摊,卖自己缝的鞋垫和布鞋。我手巧,绣的花活灵活现的,镇上的人都爱买。一双鞋垫卖五块,一双布鞋卖二十。一个月下来,能赚个百八十块。
不多,但够花。
孩子们逢年过节给钱,我们不要。陈德明说:"我们有手有脚的,要你们的钱干啥?"
大女儿说:"爸,你收着,我们赚得来。"
他说:"赚得来也别乱花。留着给孩子上学。"
他这人,一辈子省。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对孩子们大方。孙子孙女过年的压岁钱,他给的都是新票子,一百一百的,用红包装好,亲手递到孩子手里。
有一回我翻他的钱包,里面就十几块钱。我说:"你出门连买包烟的钱都不留?"
他说:"我不抽烟了。"
他戒了。戒了十几年。以前一天一包,后来为了省钱,硬生生戒了。戒的时候难受,手抖,脾气大。我让他抽吧,他说不抽了,抽了三十年,够了。
我后来才知道,他戒烟是因为那阵子大女儿刚工作,工资低,他怕她往家里贴钱,就把自己能省的全省了。
这老头,一辈子都在替别人打算。
第六章 手抖
二〇〇六年春天,陈德明五十九岁。他发现自己拿不住刨子了。
不是手滑。是抖。右手拿刨子往下推的时候,手腕不受控制地颤,刨出来的板子坑坑洼洼,像被老鼠啃过。他以为是累的,歇了两天,再上手,还是抖。
他没跟我说。
那阵子他还是每天去作坊,叮叮当当地敲。但活儿干得慢了。以前一天能刨六块板,现在三天才刨六块。两个徒弟问要不要帮忙,他说不用,我自己来。
他逞强。一辈子逞强。
后来是二徒弟小赵跟我说的。小赵来家里送工具,支支吾吾的,说:"师娘,师父最近手不太对劲。"
我说:"怎么不对劲?"
他说:"就是……抖。刨子推不直。他不让说,让我别告诉你。"
我当天晚上就问他:"你手怎么了?"
他正在洗手,水龙头开着,哗哗的。他关了水,拿毛巾擦手,背对着我说:"没怎么。就是前两天搬料闪了一下,过两天就好。"
我说:"你转过来。"
他不转。
我走过去,抓过他的右手。手指头细细地颤,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跳。我攥住他的手,颤得更厉害了。
我说:"明天去医院。"
他说:"不去。没事。"
我说:"陈德明,你别犟。"
他沉默了半天,说:"秀兰,我没事。就是年纪大了,手不中用了。"
我说:"年纪大的人多了,谁手抖成这样?去医院查查。"
他还是不去。
僵了三天。最后是大女儿陈静回来,硬拉着他去的。陈静在镇上中学当老师,认识县医院的人。她找了熟人,挂了神经内科。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我在走廊等他。他一个人从诊室出来,脸色灰白。陈静跟在后面,眼睛红红的。
我说:"什么情况?"
陈静说:"妈,你别急。"
我说:"说。"
陈静说:"帕金森。早期。"
我愣了一下。
帕金森。我知道这个病。隔壁李婶的男人就是得的这个,手抖,走路打晃,后来瘫在床上,三年走的。
我说:"能治吗?"
陈静说:"吃药控制。早期的话,发展慢。"
我看了陈德明一眼。他站在那儿,低着头,两只手垂着,还在抖。他没看我,看着走廊尽头那扇窗。
我说:"回家。"
他跟着我往外走。出了医院大门,阳光很亮,他眯了眯眼。我伸手去挽他的胳膊,他躲了一下。
我说:"躲什么?"
他说:"手脏。"
我说:"什么脏不脏的。"
我挽住他的胳膊。他没再躲。
从那以后,他变了。
不是性格变了,是慢了。说话慢,走路慢,吃饭慢,干什么都慢。以前干活利索得像一阵风,现在穿个鞋要蹲半天。手抖得越来越厉害,筷子拿不稳,碗端不住。扣子系不上,鞋带系不上,拉链拉不上。
他不服。每天早上起来练。拿筷子夹黄豆,一颗一颗地夹。夹了掉,掉了夹。我看着他蹲在桌子前面,一颗一颗地夹黄豆,手抖得像筛糠,额头上全是汗。
我说:"别练了。"
他说:"能练回来。"
我说:"医生说练不回来。"
他说:"医生说的也不一定对。"
他不信命。一辈子不信。
但命这东西,你信不信,它都在。
药吃了。美多芭,一天三次。刚开始管用,手抖得轻了。后来药效越来越短,从四个小时缩到两个小时。医生加了药,加了量。还是抖。
他慢慢不练了。不是放弃了,是接受了。
接受的过程很慢。像水渗进土里,一滴一滴的,你感觉不到,但土湿了。
有一天早上,他站在镜子前面系扣子。衬衫第三颗扣子,系了半天系不上。手抖,扣子对不准扣眼。他试了七八次,没系上。
他把衬衫脱了,扔在床上。
我说:"我帮你。"
他没说话。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我走过去,拿起扣子,对准扣眼,扣上了。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东西,但他忍着。
我说:"吃饭了。"
他"嗯"了一声。
从那天起,我成了他的手。
扣子我系,鞋带我系,拉链我拉。筷子拿不稳,我给他换了勺子。碗端不住,我给他买了一个带把手的塑料碗。走路打晃,我搀着他。上厕所蹲不下去,我在旁边扶着。
这些事,我做了十几年。
刚开始的时候,他不好意思。一个大男人,要老婆伺候,他觉得丢人。有一回他摔了一跤,在院子里,被门槛绊的。我听见响动跑出去,他坐在地上,手撑着地,起不来。我扶他,他不肯起,坐在地上哭。
六十多岁的老头,坐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秀兰,我拖累你了。"
我说:"说什么呢。你年轻时候养我,现在老了,我养你,天经地义。"
他还是哭。
我蹲下来,拿袖子给他擦眼泪。他的脸皱巴巴的,像风干的橘子皮。眼睛肿着,鼻头红着。
我说:"起来。地上凉。"
他起来了。
从那以后,他再没说过"拖累"两个字。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以前是疼,是爱,是依赖。后来多了一种东西——愧疚。
他愧疚。
他觉得自己没用了。一个木匠,手就是命。手不能动了,命就断了。他给不了我什么了。不能赚钱,不能干活,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他觉得自己是个废人。
我不这么想。
在我眼里,他还是那个骑车接我、手心全是汗的男人。还是那个把最后两个鸡蛋煮了给我吃、自己饿着肚子的男人。还是那个跪在产房门口说"要是有个万一他也不活了"的男人。
手抖了,人没变。
二〇一〇年,他六十三岁。木工坊关了。
不是干不动,是没人学了。两个徒弟都走了,一个去了城里装修公司,一个转行开了货车。他一个人守着那个小作坊,工具擦得锃亮,一件一件收进樟木箱子里。那口箱子,就是他当年给我打的。
他坐在作坊门口,看着那些工具,半天不说话。
我走过去,说:"不干了也好,歇歇。"
他说:"嗯,歇歇。"
但眼神是空的。
我知道,他不是不想干,是觉得自己没用了。
我搀着他往家走。他走得慢,一步一步的,像踩在棉花上。我走在他旁边,胳膊挽着他的胳膊。
他说:"秀兰。"
我说:"嗯。"
他说:"我这辈子,没让你享过福。"
我说:"胡说。你让我享了。"
他说:"没享。别人家女人穿金戴银的,你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我说:"我不要那些。我有你打的樟木箱子,够了。"
他沉默了。
走了一段,他又说:"秀兰。"
我说:"又怎么了?"
他说:"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谢了一辈子了,还谢。"
他说:"最后谢一次。"
我说:"没有最后。你给我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他没再说话。
从那以后,他彻底成了被照顾的人。
早上我帮他穿衣服。衬衫从头上套进去,袖子拉好,扣子一颗一颗系上。他站在那儿,像个大号的布娃娃。我给他穿裤子,他抬腿,我往上提。穿袜子,穿鞋。
然后扶他去洗脸。毛巾递到手上,他擦脸,擦不干净,我帮他擦。牙刷塞进他手里,他刷,刷得满嘴泡沫,我帮他冲水。
吃饭。勺子舀饭,送进嘴里。有时候手抖,饭洒在桌上,洒在衣服上。他不说话,低头擦。我拿纸巾给他擦,说:"没事,吃吧。"
他吃。
吃完,扶他去院子里坐。他有一把藤椅,坐了快二十年。他坐在那儿,晒太阳。我坐在旁边,纳鞋底或者缝衣服。
有时候他说一句话。
"今天太阳好。"
"嗯,好。"
"风大不大?"
"不大。"
"你加件衣服。"
"我不冷。"
他还是惦记我。自己都这样了,还惦记我冷不冷。
二〇一三年,他六十六岁。脑子也不太好了。
帕金森后期会影响认知功能。他有时候认不出人。有一回大女儿陈静回来,他看着她,问:"你是谁?"
陈静愣了,说:"爸,我是静儿。"
他摇头:"不是。静儿没这么大。"
陈静眼泪下来了。
我走过去,说:"德明,你看谁来了。"
他看着我,又看看陈静,说:"秀兰,她是谁?"
我说:"咱闺女。陈静。"
他"哦"了一声,说:"闺女啊。长这么大了。"
他记得有这个闺女,但认不出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她。
陈静走的时候,在院子里哭。我说:"别在他面前哭,他知道了心里难受。"
她说:"妈,他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说:"他认识我。这就够了。"
他确实认得我。
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事。
他糊涂成那样了,看见我,还是会说:"秀兰。"
就两个字。但他知道我是谁。
有一次,他半夜醒了,拉着我的手不放。那时候他已经说不清楚话了,嘴里呜呜啦啦的,我听不懂。我就握着他的手,说:"德明,我在呢,我在呢。"
他安静下来了。
那双手,年轻时候握过刨子、锯子、凿子,粗糙得像树皮。现在瘦得皮包骨头,青筋暴起,还在微微发抖。
我握着那双手,想起四十年前他骑车接我的时候,在后面握住我的手。那时候手心全是汗。
现在手心是凉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我照顾他,他让我照顾。不吵,不闹,不发脾气。帕金森的人有时候会脾气暴躁,他从来没有。他只是越来越安静。话少了,笑少了,动作少了。
他像一盏油灯,油一点一点地烧,光一点一点地暗。
我守着那盏灯。
不让他灭。
第七章 走
他最后那半年,瘦得脱了形。
一米六五的个子,最后瘦到连八十斤都不到。脸上颧骨支棱着,眼窝塌下去,嘴唇干裂起皮。我拿棉签蘸水给他润嘴唇,他有时候能张嘴,有时候张不开。
吃不下东西了。
一开始还能喝粥,后来粥也咽不下去。我拿勺子舀一点,送到他嘴边,他含住了,半天不咽。我等着,等他把那口粥咽下去,再喂下一口。一口粥,能喂十分钟。
到最后,连水都喂不进去了。
医生说是吞咽功能退化了。帕金森晚期,全身肌肉都在萎缩,咽喉的肌肉也一样。水喂进去,他会呛。呛得满脸通红,眼泪都呛出来了。
我就不喂了。拿毛巾给他擦嘴,说:"不吃了,不吃了。"
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歉意。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对不起,让你受累了"。他想说"秀兰,你别管我了"。他想说"我这辈子,对不住你"。
但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他最后能动的,只有眼睛和右手的一根食指。眼睛能看我,食指能微微动一下。有时候我握着他的手,他的食指会动一动,勾一下我的手指。
那是他最后的表达方式。
勾一下,就是"我在"。
勾两下,就是"谢谢你"。
勾三下,就是——
我不知道三下是什么意思。也许没有意思。也许就是他想动一动,动不了,只能动那一下。
他走之前那个星期,有一天突然清醒了。
不是那种完全清醒,是比平时好。眼睛能聚焦了,看着我,不散光。嘴唇动了动,我凑过去听。
他说:"秀兰。"
我说:"嗯,我在。"
他说:"你……别哭。"
声音很小,像气声。但听得清。
我说:"我不哭。你别说话,省着点力气。"
他摇头。很慢,幅度很小,但摇了。
他说:"说……几句话。"
我握着他的手,等他。
他喘了一会儿,说:"我这辈子……值了。"
我眼泪差点掉下来。咬着嘴唇,忍住了。
他说:"有你……有孩子……够了。"
我说:"知道。我知道。"
他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说:"下辈子……还找你。"
我终于没忍住。眼泪掉下来了,砸在他手背上。
我说:"好。下辈子还找我。"
他笑了。
很轻的一个笑。嘴角微微牵了一下,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亮,然后灭了。
那天之后,他再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腊月二十三,小年。
早上我给他喂了粥。只喝了小半碗,剩下的喂不进去了。他嘴唇闭着,牙关咬紧,我拿勺子撬不开。
我说:"不喝了。不喝了。"
他靠在床头,眼睛半睁半闭。呼吸很浅,一下一下的,像随时会断。
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
那天天气不错。太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脸上。他眯了眯眼,像是在感受那点暖意。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在我脑子里翻出来。二十一岁,骑着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两床新被子。红着脸说"我会打柜子"。手心全是汗。
然后是三十多岁,抱着刚出生的陈安,笑得合不拢嘴。四十多岁,在作坊里叮叮当当地敲,满身木屑。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看孙女的照片。六十多岁,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我给他系扣子。
一幕一幕的,像放电影。
最后停在他八十一岁的脸上。瘦,皱,安静。但好看。
他这辈子,什么时候都好看。
中午我出门买菜。豆腐和一把小葱。豆腐是给他煮粥用的,小葱是我自己要吃。
出门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呼吸平稳。我以为他睡着了。
我说:"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他没反应。
我走了。
回来的时候,推开门,喊了一声:"德明。"
没答应。
我放下菜篮子,走到床边。
他靠在床头,眼睛闭着。脸上很平静。嘴角微微翘着,像在笑。
我摸他的手。
凉了。
那种凉,和睡着不一样。睡着的手是软的,他的手是硬的。
我知道他走了。
我没哭。
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那双手从温到凉,从软到硬。
我等了大概十秒钟。然后站起来,去隔壁叫李婶。
"李婶,老陈走了。"
她跟着我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叹了口气,说:"走了。没遭罪,是福气。"
我点头。
她去叫人了。通知大女儿,通知儿子。二女儿在深圳,打电话。
我站在床边,看着他。
还是那张脸。平静的,安详的。嘴角带着笑。
他走的时候,应该是舒服的。
这就够了。
出殡那天,天阴着。没下雨。
棺材是杉木的,枣红色。他生前自己挑的料。说杉木轻,不压身子。
棺材抬出院子的时候,儿子陈安走在前面,摔了老盆。"咣当"一声,瓷片溅了一地。
我站在门口,看着棺材被抬上灵车。
没哭。
大女儿过来扶我,说:"妈,进去吧,外面冷。"
我说:"不冷。"
其实冷。腊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但我没觉得冷。
或者说,冷不冷已经不重要了。
人走了。天塌了。但天塌了你也得站着。
办完丧事,孩子们走了。家里空了。
我坐在堂屋里,看着他的藤椅。太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椅背上。
他不在了。
这屋子里,这院子里,这老房子里,到处都是他。他坐过的椅子,他用过的茶杯,他睡过的床,他钉过的窗框,他修过的门闩。每一寸都有他。
但他不在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一个人睡在那张床上。
床很大。以前他睡里面,我睡外面。他打呼噜,我嫌吵,拿脚踹他。他迷迷糊糊翻个身,不踹了。
现在他不在了。
我躺在里面,靠着他的位置。枕头还有他的味道。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就是他的味道。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
终于哭了。
七十岁的老太太,哭起来不好看。没有声音,眼泪不停地流,流进枕头里,洇湿了一大片。
我哭的不是他走了。
我哭的是——这辈子,我再也没有人可以说话了。
后来我慢慢不哭了。
不是不难过,是哭不动了。
七十岁的人,眼泪也少了。年轻时候哭一场能湿半条毛巾,现在哭半天,眼睛干干的,就是心里头难受。
日子还得过。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起床,烧水,煮粥。锅里冒着热气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往桌上摆两个碗。摆完了才想起来,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把一个碗收了回去。
就这一个动作,比昨天出殡还难受。
第八章 一个人
陈德明走后第七天,按规矩要烧头七。
大女儿陈静带着两个妹妹回来了。二女儿陈宁从深圳飞回来,儿子陈安从县城开车过来。三个孩子齐了,孙子孙女也来了几个。家里又热闹了一天。
烧纸的时候,陈静哭得最厉害。她跪在火盆前面,一边烧一边念叨:"爸,你走好,别惦记我们。"纸钱烧起来,火苗蹿得老高,风一吹,灰烬打着旋往天上飘。
我站在旁边看着。没哭。
不是不难过。是哭过了。眼泪这东西,头几天像开了闸的水,哗哗地流。流完了,就干了。不是心里没水了,是流不出来了。
烧完纸,孩子们要回去。临走前,大女儿又提了接我去住的事。
"妈,跟我去镇上吧。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不去。"
"为什么?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你一个人住,万一有个什么事——"
"我能有什么事?我又不是不能动。"
二女儿说:"妈,去深圳吧。我那边暖和,冬天不冷。你过来帮我们带带孩子,也热闹。"
我说:"我一个老太婆,去你们那儿添什么乱。"
儿子说:"妈,住我那儿。我那房子大,三室两厅,你住一间,安安(他女儿)住一间,宽敞。"
我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哪儿都不去。"
三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陈静说:"妈,你是不是舍不得爸?"
我没说话。
她红了眼圈,说:"我知道你舍不得。但人走了就是走了。你守着这房子,天天看着他的东西,心里难受。"
我说:"难受不难受的,我自己知道。你们不用操心。"
最后还是没劝动。
他们走了之后,家里又空了。比之前更空。因为前几天还有人说话、有孩子跑来跑去的声音,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坐在堂屋里,看着那把藤椅。
太阳落山了,光线一点点暗下去。椅子上的包浆慢慢看不清了。
我突然想,这把椅子怎么办?他坐了二十年,扶手都磨出了光泽。他走了,椅子还在。椅子不会走。但椅子也没人坐了。
我想了很久,最后没动那把椅子。就放在那儿。放在堂屋里,对着方桌。
他不在了,椅子在。就像他还在一样。
独居的日子,最难熬的是晚上。
白天还好。有太阳,有声音,有事情做。烧水、煮粥、喂鸡、浇花、纳鞋底。手上有活儿,脑子就不乱想。
但晚上不行。
天一黑,什么都安静了。以前他打呼噜,我嫌吵。现在不吵了,反而不适应。躺在那张床上,耳朵里空落落的。没有他的呼吸声,没有他翻身时床板吱呀的响,没有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的脚步声。
什么都没有。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时候熬到半夜两三点,实在困了才迷糊过去。睡着也不踏实,一会儿醒一次。
有一回半夜醒了,习惯性地往旁边摸了一下。摸到的不是他的胳膊,是凉席。我愣了一下,才想起来——他不在了。
那种感觉,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不是疼,是空。猛地一空。
我坐起来,靠在床头。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睡过的那半边床上。枕头还在那儿,有他的味道。但人不在了。
我抱着膝盖坐了一夜。
后来慢慢好一点了。不是不难受,是习惯了。
人这东西,什么都能习惯。习惯了疼,习惯了冷,习惯了空,习惯了身边没人。
早上还是照常起床。烧水,煮粥。往桌上摆碗的时候,只摆一个。摆完不收了,因为已经记住了。
吃完饭,喂鸡。后院养了六只鸡,三只是下蛋的。每天能收两个蛋。一个自己吃,一个送给隔壁李婶。
浇花。那盆绿萝快死了,叶子全黄了。我剪了枯枝,换了土,浇了水。不知道能不能活。但试试吧。
然后纳鞋底。或者缝衣服。或者整理东西。
整理东西是最费时间的。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能牵出一串回忆。
他的蓝布衫。洗得发白了,袖口磨出了毛边。我叠好,放进樟木箱子里。
他的刨子。擦得锃亮,刃口还锋利。我摸了摸,收进工具箱。
他的茶杯。搪瓷的,掉了漆,杯口有个小豁口。他用了十几年。我洗干净,放在碗柜里。
他的烟盒。空的。他戒烟十几年了,但烟盒还留着,里面装过药片。我打开看了一眼,空的。合上,放回去。
每一件东西,我都拿起来,看一会儿,放回去。像是在跟它们告别。
但它们不会走。它们留在这儿,陪着我。
有一回,我在翻他的一件旧棉袄时,摸到内兜里有个硬东西。
掏出来一看,是一块手表。
上海牌的。老式机械表,表蒙子磕出了一道裂纹,表带是黑色的牛皮,磨得发亮。表针停了,停在八点二十三。
他走的那天,正好是八点多。
我愣了一下。
这表我见过。很早以前,大概是八几年的时候,他戴过一阵子。后来不戴了,说是表带断了,修不好。我让他扔了,他说不扔,留着。
原来他一直留着。藏在棉袄内兜里。
我拿去镇上修表的地方。老师傅看了看,说机芯没坏,上上弦就行。换了表带,擦了擦,走了。
表针重新转起来的时候,我站在柜台前面,眼泪差点掉下来。
不是因为表。是因为——他留着这块表,藏在最贴身的地方。这么多年,我没发现。他也没说过。
这老头,一辈子不说。什么都不说。但什么都留着。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邻居们对我挺好。李婶每天过来串门,有时候带点自己腌的咸菜,有时候带几个馒头。她说:"秀兰,一个人别老闷着,出来走走。"
我说:"我走不动了。"
她说:"走不动也走。腿是越走越活的。"
后来我每天下午出去走一圈。从家门口走到村头那棵老槐树,再走回来。来回大概二十分钟。路上碰到人,打个招呼。
"秀兰,出来了?"
"出来了。走走。"
"吃了没?"
"吃了。"
都是些没营养的话。但有人跟你说话,心里就暖一点。
村里人知道我一个人,有时候送来点菜、送点鸡蛋。我不收,他们硬塞。我说:"你们自己也不宽裕。"他们说:"你一个老太婆,自己种不了地了,我们帮衬帮衬。"
帮衬。这个词好。不是施舍,是帮衬。
我收下了。
大女儿陈静每周回来一次。骑电动车,二十分钟。带点菜、带点肉,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她来了,我就不用自己做饭了。她做,我看着。
她做饭的手艺随我。不放味精,少油少盐,菜要炒到断生但不能过火。
有一回她炒菜的时候,我说:"你爸以前最爱吃的就是你做的红烧肉。"
她手顿了一下,说:"我知道。"
"他走之前那阵子,想吃都吃不了了。"
"妈,别说了。"
她背对着我,肩膀抖了一下。
我闭了嘴。
二女儿陈宁每隔几天打一个电话。她在深圳,有时差,经常半夜打过来。我有时候已经睡了,被电话吵醒,接起来,她说:"妈,你睡了?"
我说:"没睡。刚躺下。"
"骗人。你肯定睡了。"
"没睡。"
"妈,你一个人别省着。该吃吃,该花花。"
"我知道。"
"你要是闷了就给我打电话,别怕贵。我给你充话费。"
"不用。我有钱。"
"你那点钱够什么?"
"够花。"
每次打电话都是这几句。她不放心我,我知道。但隔着几千公里,她能做什么?只能打电话。
有一回她打电话,我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她说:"妈,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我说:"好。太阳大。"
她说:"你多晒晒。补钙。"
我说:"知道了。"
她说:"妈——"
"嗯?"
"我想你了。"
我愣了一下。
陈宁这丫头,从小调皮,嘴硬。从小到大没跟我说过"想你"。头一回。
我说:"想我就回来看看。"
她说:"我请不到假。等过年吧。"
"行。过年回来。"
"妈,你保重身体。"
"知道了。你也是。"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太阳。
太阳真好。暖烘烘的。
儿子陈安最忙。修车店生意好,一天到晚离不开人。但他每个月至少回来两次。有时候带点水果,有时候带一箱牛奶。他话少,跟他爸一个样。进门放下东西,帮我把院子扫一扫,把水缸挑满。
我说:"你忙你的去吧,别老往回跑。"
他说:"顺路。"
县城到我们村,四十分钟车程。顺什么路。
但他每次回来,我都能多吃一顿好的。他做饭不行,但会买。去镇上买熟食,猪头肉、卤鸡腿、炸鱼。摆一桌子,爷俩——不对,母子俩吃。
他喝啤酒,我不喝。他喝着喝着,话就多了。
"妈,隔壁老王家儿子在城里买了房。"
"哦。"
"妈,我那个店想扩大一下,再租个门面。"
"行。钱够不够?"
"差不多。差一点,借点。"
"不够跟我说。"
"不用。我能挣。"
他还是那样。什么都自己扛。跟他爸一样。
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
他走后半年,我慢慢适应了。
不是不难受。是学会了跟难受共处。难受像影子一样跟着你,你甩不掉,但你可以带着它走路。
每天早上起来,先跟他的照片说一句话。
"德明,我起来了。"
"德明,今天天气好。"
"德明,陈静回来了。"
"德明,我想你了。"
有时候说,有时候不说。但每天早上都要看一眼照片。照片是几年前拍的,他坐在藤椅上,笑得像个孩子。
他这辈子笑得不多。但每次笑,都是真的。
那盆绿萝活了。
我剪了枯枝,换了土,浇了水,它居然冒出了新芽。嫩绿嫩绿的,从土里钻出来,一小片一小片的。
我看着那片新绿,心里亮堂了一下。
活着,就得像这盆绿萝。枯了不怕,剪了再长。
第九章 七十岁
我七十岁生日那天,是农历三月初九。
孩子们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张罗。大女儿陈静打电话来说:"妈,生日那天我们都回来。你别做饭,我们来做。"
二女儿陈宁从深圳寄了一盒东西回来,快递到镇上,大女儿去取的。打开一看,是一双皮鞋,黑色的,软底的,里面还有一层绒。附了张纸条:"妈,别穿布鞋了,穿这个,暖和。"
儿子陈安没寄东西,直接带了一箱牛奶和一桶油回来。他说:"妈,你补钙,多喝牛奶。"
生日那天,三个孩子都到了。大女儿一家三口,二女儿一家三口,儿子一家三口。加上我,一桌十一口人。
陈静做了八个菜。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炖鸡汤、卤牛肉、凉拌木耳、番茄炒蛋、蒜蓉粉丝虾。她知道我爱吃她做的红烧肉,特意多做了一些。
孙子外孙围着我叫"奶奶""外婆",喊得我心里甜滋滋的。大女儿的儿子——我的大外孙,今年上初中了,个子蹿得比我还高。他站在我面前,低头看我,说:"太姥姥,你又矮了。"
我说:"什么太姥姥,叫外婆。"
他说:"外婆外婆,生日快乐!"
然后塞给我一个红包。我不要,他硬塞。最后还是收了。
二女儿的儿子,小名叫豆豆,今年六岁。从深圳回来,满口的广东普通话,说:"外婆,我给你唱首歌。"
他唱了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跑调跑到天边去了,但唱得很认真。唱完冲我咧嘴笑,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牙床。
我说:"豆豆,牙掉了?"
他说:"掉了!新牙要长出来了!"
我说:"那外婆给你包个红包,压岁钱。"
他说:"外婆生日,应该是我给你钱!"
一桌子人都笑了。
儿子陈安的女儿,小名叫朵朵,今年四岁。害羞,躲在她妈身后,偷偷看我。我招手让她过来,她扭扭捏捏地走过来,我拉住她的手。小手软乎乎的,暖乎乎的。
我说:"朵朵,叫太奶奶。"
她说:"太——奶——奶——"
咬字咬得特别用力,像在念课文。
一桌子人又笑了。
吃饭的时候,陈静端出蛋糕。她自己订的,上面写了"祝妈妈七十岁生日快乐"。蜡烛插了七根,每根代表十岁。
她说:"妈,许个愿吧。"
我闭上眼睛。
孩子们都安静了。孙子外孙也安静了。
我闭着眼睛,想了很久。
许什么愿呢?
身体健康?我身体还行,能吃能睡能走路,就是骨质疏松,医生说多补钙。孩子们平安?他们都有工作,有家庭,没病没灾。孙辈们好好读书?大外孙成绩不错,豆豆还小,朵朵更不用操心。
这些每天都在念叨,不用许也知道。
最后我睁开眼,说:"我许的愿是——下辈子还做夫妻。"
孩子们都笑了。大女儿说:"妈,你这愿望太俗了。"
我说:"俗就俗吧。"
其实我没告诉他们,我许的愿不是这个。
我许的愿是:下辈子,早点认识他。
这辈子二十一岁才嫁给他,太晚了。要是十六七岁就认识,是不是就能多爱他几年?是不是就能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多跟他说几句话?是不是就能在他还能走路的时候,多陪他走几趟?
可惜没有如果。
吃完饭,孩子们收拾桌子。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忙。
陈静在洗碗,陈宁在擦桌子,陈安在扫地。孙子外孙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暖烘烘的。
我看着这满屋子的热闹,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酸。
不是难过。是知足。
我这一辈子,值了。
有丈夫,有孩子,有孙辈。有苦吃过,有甜尝过。有哭过,有笑过。有遗憾,但没有后悔。
够了。
晚上孩子们走了。热闹了一天,又安静下来。
我坐在堂屋里,看着那把藤椅。对面那把空着。
我突然想写点什么。
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笔记本。是陈静去年给我买的,说让我记记日记。我之前没写过,觉得一个老太婆写什么日记。
但那天晚上,我写了。
第一页,我写的是:
"今天我七十岁了。孩子们都回来了,热闹了一天。德明不在了,但他要是看见这光景,一定高兴。我这辈子,没白活。"
写完了,我看了看,觉得字丑。但字丑不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写几句话。
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记记流水账。
"今天吃了粥和鸡蛋。李婶送来几个馒头。下午出去走了走,碰到村头老张,他说他老伴最近身体不好。"
"今天陈静回来了,带了排骨。炖了汤,喝了两大碗。"
"今天下雨,没出门。纳了一双鞋底。绿萝又长了两片新叶子。"
"今天梦见德明了。他坐在院子里,刨花卷成一卷一卷的。阳光照在他身上,他抬头冲我笑。我说,你回来了?他说,回来了。然后我就醒了。"
每天写几句。不多。但每天都在写。
写了一年多,写了厚厚一本。
有一回大女儿来,看见我在写,凑过来看。我说:"别看。"她笑着说:"妈,你还写日记呢?"
我说:"写给你爸看的。"
她愣了一下。
我说:"他走了,没人听我说话了。我就写下来。他要是能看见,就看见了。"
陈静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本日记,翻了翻,又放下了。
她说:"妈,你写得真好。"
我说:"什么好不好的。字都认不全。"
她说:"不是字好。是心里话好。"
七十岁这一年,我终于把那句话想明白了。
"这辈子,从没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
以前觉得没什么。就是守着一个人过日子,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想想,这事儿其实挺大的。
不是因为贞洁,不是因为道德。是因为——这辈子,我所有的温柔、所有的耐心、所有的包容,都给了同一个人。
这辈子,我所有的夜晚、所有的清晨、所有的节日,都是和同一个人一起过的。
这辈子,我生过他的孩子,养过他的孩子,伺候过他,被他伺候过。
这辈子,我见过他年轻时候的样子,见过他中年时候的样子,见过他老去的样子。
这些,都是独一份的。
你让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去跟别人讲这些,她讲不出来。但心里头是明白的。
我这辈子没出过轨,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尚。是因为我答应了他。
十六岁那年,我收了一块手绢。白底蓝花,边角绣着"WY"。那个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我心动过。
但我没跟他走。
因为我妈说:"身子是自己的,但也是男人的。你给了谁,就是谁的。别轻易给,给了就别后悔。"
我答应了陈德明。答应了就是答应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我守住了。
不是守给谁看的。是守给我自己的。
有时候我会想,我这辈子算不算幸福?
陈德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他没赚过大钱,没当过大官,没说过什么浪漫的话,没送过什么像样的礼物。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一个话少、木讷、不善表达的老头。
但他是我的。
我是说,他这辈子,所有的好,都给了我。
他给我打的樟木箱子,用了四十年。他给我煮的糖水蛋,我记了一辈子。他骑车接我的时候,在后面握住我的手,手心全是汗。他跪在产房门口求老天爷,说要是有个万一他也不活了。他六十多岁哭着说"我拖累你了"。
这些事,别人不知道。孩子们不知道。邻居们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一个女人,一辈子能被一个男人这样对待,够了。
真的够了。
前两天,隔壁李婶来串门。她比我大两岁,老伴走得早,前年走的。她坐在我家院子里,看着那盆绿萝,说:"秀兰,你比我强。你家老陈走之前,你伺候了他那么多年,没一句怨言。"
我说:"说什么呢,他年轻时候也伺候我。"
"话是这么说,可男人老了,女人遭罪。"
"遭罪也值。"
她叹了口气,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年轻时候跟老刘吵了那架。他走的时候,我还有气呢。现在想想,吵什么呢?有什么好吵的?"
我给她倒了杯茶,说:"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可心里过不去。"
她走了之后,我坐在院子里想了很久。
人这辈子,最怕的不是吃苦,不是受累,是遗憾。遗憾比什么都磨人。遗憾是你在深更半夜突然想起来,心里一抽一抽的,想说句对不起,但那个人已经听不见了。
所以我庆幸。
我庆幸我年轻时候没跟陈德明吵什么大架。我庆幸我伺候他的时候没说过一句重话。我庆幸他走的那天,我握着他的手,安安静静的。
没有遗憾。
至少,没有大的遗憾。
我今年七十岁了。
这辈子,从没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
以前觉得没什么。
现在觉得,这是这辈子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
不是因为了不起。是因为——我守住了。
守住了自己,守住了他,守住了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
那东西叫什么?
叫真心。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陈德明还活着。他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手里拿着刨子,刨花卷成一卷一卷的,落在地上。阳光很好,照在他身上,他抬头冲我笑。
他说:"秀兰,饭好了没?"
我说:"好了,马上来。"
然后我就醒了。
枕头又湿了。
我擦了擦眼睛,坐起来,看了看窗外。天还没亮,但快了。远处有鸡叫。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我穿上衣服,下床,烧水,煮粥。
锅里冒着热气。
日子还在继续。
第九章 完
尾声
我今年七十岁。
我和丈夫都七十岁了。他走了,我还在。
这辈子,我从没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
以前觉得没什么。
现在觉得,这是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事。
不是因为了不起。是因为——这让我这辈子,干干净净的。
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他,对得起孩子们,对得起这七十年的光阴。
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个干干净净吗?
沈秀兰口述,整理于二零二四年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