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室里的奥特曼

儿子第三次化疗结束那天，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CT片子沉默了很久。白板上那些高高低低的线条，像儿子最近的心电图一样起伏不定。最后医生说了句让我心头一沉的话：“病灶没缩小，建议转院试试CART疗法。”

我站在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忽然想起儿子六岁那年，也是在这样的走廊，他举着刚买的奥特曼，冲着输液室里的护士喊：“阿姨别怕，奥特曼保护你！”

现在那个奥特曼还躺在他书包夹层里，书包挂在他卧室门后，拉链上落了薄薄一层灰。高三开学那天他背着这个书包出门，晚上回来就说脖子疼。我以为是落枕，给他贴了膏药。膏药撕下来的时候，颈侧鼓起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

“妈，不疼。”儿子当时还安慰我，“可能就是淋巴结发炎。”

他从小就这样，摔破膝盖说不疼，发烧到三十九度还说自己没事。他爸走得早，家里就我们娘俩，他大概是怕我担心，什么都往肚子里咽。

确诊那天，他坐在医院花坛边上，看我把检查报告翻来覆去地看，忽然说：“妈，我还能高考吗？”

秋天的风卷着银杏叶从他脚边滚过。我蹲下来抱住他，肩膀在他校服上洇湿了一片。他拍拍我的背，像小时候我哄他那样。

第一个疗程，他吐了七天。第二个疗程，头发一把把掉，他对着镜子剃了个光头，自拍一张设成了微信头像。第三个疗程，他连手机都懒得看了，整天昏沉沉地睡。

同病房有个小女孩，比儿子小两岁，也是淋巴瘤。她妈妈和我轮流去楼下食堂打饭，互相帮着看输液瓶。有天深夜，儿子忽然从床上坐起来，侧耳听了听隔壁床的动静，然后轻轻跟我说：“妈，妹妹在哭。”

我没听见。但他坚持说听见了。他拿起自己的枕头，拖着输液架走到那个女孩床边，把枕头塞在她头底下，小声说了句什么。女孩果然不哭了。

我后来问他，他说的是“我那个枕头底下压着奥特曼，它能保护你”。他说，他生病以后，枕头底下一直放着那个奥特曼。

我问他为什么自己不留着。

他说：“妈，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发烧，你整夜不睡，手一直搭在我额头上。”

我记得。我记得他滚烫的额头，记得凌晨三点窗外的鸟叫，记得自己一遍遍看手机上的时间，盼着天亮好带他去医院。

“你就是我的奥特曼。”他说。

三个疗程无效之后，他开始拒绝吃止疼药。护士来发药，他捂着嘴摇头，说省下来给妹妹。我发了火，冲他喊：“你管好你自己行不行？”

他低下头，半天没说话。后来护士走了，他才轻轻地说：“妈，我查了，那个CART很贵。”

我一下子怔住了。他躺在病床上，白炽灯照着他毫无血色的脸，十七岁的少年瘦得脱了形，颧骨像两座小山丘。

“你别管钱的事。”我说。

“我想过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害怕，“要是实在不行，就回家吧。妈，你太累了。”

那天晚上我躲在楼梯间哭。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我一哭灯就灭，我一咳嗽灯又亮。黑暗中我听见自己的哭声在墙壁间撞来撞去，觉得连哭声都是多余的。

转院手续办完那天，他让我从家里把奥特曼带来。我从书包夹层里翻出来，塑料外壳已经有些发黄，胸前那个红灯，按一下还会亮。他接过奥特曼，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把胸前的红灯按亮，递给同病房的女孩。

“哥哥要转院了，”他说，“奥特曼送给你。晚上睡觉放在枕头底下，就不怕了。”

女孩接过奥特曼，她妈妈在旁边抹眼泪。儿子冲她们笑了笑，那个笑容让我想起他六岁那年，在输液室里举着奥特曼喊“保护你”的样子。

去新医院的路上，车窗外是灰蒙蒙的天。他靠在后座，头歪在车窗上，忽然说：“妈，等我好了，我想学医。”

“为什么？”

“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药对我没用。”他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光，“也许以后，我能让别的孩子不用化疗三个疗程就受这么多罪。”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雨刮器在玻璃上来回刮，怎么刮都刮不干净。

新医院的医生说，CART疗法有风险，费用也高。我签字的时候手在抖，儿子从后面按住我的手腕。他的手很凉，没什么力气，但稳稳地压在我手上。

“妈，”他喊我。

我回头看他。他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光头，瘦得颧骨突出，可眼睛还是亮的，像小时候在黑暗里按亮奥特曼胸前那颗红灯。

“没事，”他说，“我是谁啊。”

“你是我儿子。”

“不是，”他摇头，笑了，“我是奥特曼。”

窗外的天还是灰的，但有一道光照了进来，落在他的病床栏杆上，亮晶晶的。我低下头，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名。笔尖划过纸面的时候，我想起他小时候学写字，歪歪扭扭地写“妈妈”，写“家”，写“奥特曼”，每一个字都大得离谱，占满整张田字格。

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怕。现在他依然什么都不怕。

我签完字抬头看他，他正把那个发黄的奥特曼——哦不，是那个崭新的奥特曼——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按亮胸前的红灯，冲我晃了晃。

红灯一闪一闪，像心跳，像呼吸，像这间病房里不肯熄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