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读卖新闻》11月17日披露的消息里,藏着一个不太起眼的技术名词:GOCO。按共同社11月16日披露的《防卫产业基础战略》概要,对于那些平时盈利能力低、但在突发事态下需求预计将激增的重要装备生产设施,将由负责强化防卫产业的新法人购置并持有,然后采用政府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模式运营。政府持有,企业管理,这就是GOCO。它对应的中文说法更直白:国有民营。
为什么日本政府要绕这么一圈,答案在产业本身。防卫相关业务和民用业务相比利润更低,不少企业认为缺乏发展前景。这个判断不是空话,从2000年前后到现在,日本已经有超过一百家企业退出了防务产业。企业的逻辑很简单:自卫队采购量有限,本土造武器摊不开研发成本,价格高得离谱,算不过账。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这些名字听起来还是巨头,可它们手里的军工板块在集团里都是薄利业务,靠的是战后几十年攒下来的老底子和政府订单的稳定性在维持。
这个背景解释了GOCO这个设计真正的用意。政府持有生产设施,企业只是运营方,这意味着厂房、设备、生产线这些重资产不再由企业自己承担。企业不赚钱的时候,可以撤出运营,但生产线本身不会消失——换个企业来管,设备还在,工艺还在,图纸还在。政府当房东,企业当租客,房东手里攥着厂房,租客换谁都行,生产线不能停。这是一个国家为“万一要打仗”准备的产业保险,用财政的钱把产能锁在物理形态里。
而这件事的参照物其实很不好听。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强化防卫产业基础的背景是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教训,报道同时点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政府进一步加强要求民间企业配合安保领域的姿态,可能招致外界批评这是过去“总动员”体制的重现。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的用词更重,说这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目的是构建长期战争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孟明铭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突发冲突或战事延长时具备持续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这些判断的分量不在于用词的情绪,而在于它们指向的机制是同一个:国家直接掌握生产资料,按战时需要调配产能。
把GOCO放到这次披露的整套设计里看,它的位置就更清楚了。新法人不只是持有厂房,它还作为统一窗口向国内企业采购防卫装备再面向其他国家出口,对那些具有重要安保意义、民间企业难以单独出口的装备,可以经由这个政府背景的法人购买后再出口。它还要打包提供教育训练、零部件当地生产等支持,并由国家安全保障局牵头设立指挥机构,统筹相关省厅与新法人的协作。国家安全保障局是首相官邸的下属机构,由它牵头而不由防卫省或经济产业省牵头,说明这套东西的定位早就超出了单纯的产业政策。
钱也已经摆出来了。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里列了400亿日元专门补贴防卫装备出口,同时还有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用来扶持防务初创企业、支持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的尖端技术研究。政府介入的范围从实验室研究一直到生产线末端,中间还包含了介入以业务整合为目的的行业重组。这套安排串起来,链条就是完整的:国家出资扶持产能,产能通过军售拿到订单和资金,订单锁住生产线开工率,开工率保证战时的增产能力,分布在伙伴国的装备和零部件产能则构成战时可以调度的外部供应网。
那这套机制解决的是日本自己的什么焦虑,可以从它近几年的动作倒推。今年4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出口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允许经授权国转口至第三国,并为向冲突地区国家出口设了例外条款。解禁之后,日本拿菲律宾一步步试口子:2023年12月交付FPS-3/MEs有源相控阵远程监视雷达,首套部署在面朝南海的吕宋岛西部华莱士空军基地;2026年2月根据OSA制度移交5套海岸雷达;11月又达成新协议,提供海岸监视雷达和无人机,总价值约43亿日元,而这次的雷达是军事专用型号。库存这条线也在清,菲律宾预计接收5艘退役的阿武隈级护卫舰,配备反舰导弹和鱼雷发射管,同时日本还在和智利评估转让村雨级、高波级、秋月级驱逐舰,和印尼磋商转让朝雾级。解禁、练手、清库存,这三步走完了,缺的就是一个能把分散的买卖统起来、并且能扛住风险的主体。
而企业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主体,读卖新闻的报道里那句话说得最实在:不少日本企业此前忌惮舆论压力,要求政府出面作为对外窗口。这句话背后是日本国内政治的现实。卖武器这件事在日本的舆论环境里有极大的敏感性,《和平宪法》的约束还在,民众对军事扩张的警惕还在,企业一旦自己站到台前,就要承担从股价波动到社会声誉的全套风险。政府下场之后,风险从企业转到了国家,企业可以只管生产、只管交付。这不是企业变勇敢了,是企业找到一个能替它挡在前面的担保人。
日本国内对这套设计的态度并不整齐。在《读卖新闻》的报道评论区,有日本网民留言说,这不过是盯上军工这块肥肉的愚蠢想法,煽动民众不安、收割国民税金,本质是中饱私囊的手段,民间层面的交流一直在稳步推进,可国家层面的破坏动作会让长年积累的互信瞬间崩塌。还有网民给出的说法很锋利:如果由国家向民间企业采购再转卖给其他国家,这就是“武器洗白转移”。这句话点到了一个要害——企业直接卖武器,责任在企业;国家买过来再卖出去,责任就模糊了,中间这道转手环节除了绕开企业的舆论压力,也让武器的最终去向变得不好追溯,而新规里那条“经授权国转口至第三国”的条款,恰恰为这种转口留了口子。评论区里也有右翼网民鼓吹强化防卫装备出口能带动企业活力,甚至宣称日本应当部署核潜艇与核导弹,这类论调同样引来了反驳,有网民说日本宪法写明不发动战争,应当遵守宪法。
还有一处细节值得留意,它说明日本政府自己对这件事的包装是有意识的。据《朝日新闻》引述防卫省官员的话,把军工和经济增长挂钩,是为了“更容易获得公众对增加国防开支的理解”。说白了,军费要涨,老百姓不乐意,那就换个说法:这不是军费,这是投资,不是造武器,是拉动经济。而这份战略本身给出的定性也印证了这一点:它明确将防卫装备出口视为“强化同盟国、伙伴国联动的重要手段”,对确保“预备生产力”、突发事态下相互调度补给和提升持续作战能力“极其重要”。“预备生产力”这个说法听起来中性,指的是平时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在突发事态下转为生产防卫装备,政府还要创设支援制度向相关合作企业提供贷款和补助。孟明铭的判断是,这个词让民间工厂在平时就预设军工生产线,实质上抹平了军用与民用、和平与战争的界限。
这套设计还应该和同期几条消息放在一起看。11月18日,共同社披露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前言,考虑删除关于“坚持遵守无核三原则的基本原则”的表述;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月3日在东京演讲时呼吁振兴本土防卫产业,此前还公开放话修法讨论应“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主张讨论核潜艇议题。据10月31日的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后于2027年在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前言修改、核潜艇议题、军售机构和法案时间表,这几件事同时推进,说明这一轮调整的幅度不止于军售。
回到GOCO这个模式本身。它看上去是一套资产管理制度,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把军工产业从“企业愿不愿意做”的问题,改造成“国家让它必须存在”的问题。企业不赚钱可以走,但厂房留下、设备留下、工艺留下,接手的下一个企业照样能把东西造出来。这套安排防的就是过去那些年发生在日本军工身上的事:企业一家一家退出,产能一点一点流失,等到真要用的时候才发现底子空了。日本政府要做的,是给军工造一个不会跑的壳。壳里装谁不重要,壳在就行。而这件事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也在这里——它说明日本已经不再把军工作为一门生意来经营,而是作为一项必须长期存续的国家能力来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