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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调任公司总裁,在食堂吃饭,一个女经理拍桌子对我吼


那天中午的食堂格外安静。不锈钢餐盘碰在托盘上的声响,瓷碗搁在桌面上的闷响,还有勺子刮过碗底最后一口汤的刺啦声,都被这间能容纳三百人同时就餐的大厅放大了好几倍。空气里飘着今日菜式的味道,糖醋排骨的甜腻混着蒜蓉青菜的清香,还有一种食堂特有的、蒸汽和消毒水混合的气息。
我端着托盘,正犹豫要不要坐到窗边那个空位去。刚来第三天,公司里大部分人我还对不上号,不想贸然坐到某个部门的小圈子里,让大家都尴尬。就在这时,一声脆响炸开了。
“哐!”
是手掌拍在金属桌面上的声音,响亮得整个食堂都静了一瞬。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声音的来源,我也不例外。
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的女人站了起来,她的脸涨得通红,胸脯剧烈起伏,眼睛死死盯着我对面座位上的一个中年男人。那男人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袖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此刻正拿着纸巾慢条斯理地擦嘴角,仿佛刚才那声巨响跟他毫无关系。
“周国富!”女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明显的颤抖,“你还有脸吃这顿饭?”
食堂里更静了。有人开始交头接耳,有人端着餐盘悄悄往远一些的桌子挪。我注意到坐在不远处的一位副总,姓刘的,眉头皱了起来,朝身边人递了个眼色。
“李小梅,”被叫做周国富的男人终于放下纸巾,抬起头来,脸上挂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似笑非笑的表情,“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这是食堂,注意影响。”
“注意影响?”李小梅的声音拔高了,“你挪用部门经费的时候怎么不注意影响?你把二十万的项目钱转走的时候怎么不注意影响?现在跟我讲影响?”
我放下筷子。二十万,对一个县市级分公司来说,不是小数目。这个数字让我想起上周在总部看到的财务报表,显示这家分公司连续三个季度管理费用异常增长,当时总部审计部还专门做了标注。
“李小梅,你不要血口喷人!”周国富的脸色也变了,他站起来,身高比李小梅高出大半个头,“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转钱了?你当这么多年经理,公司待你不薄,你就是这样回报的?”
“我回报?”李小梅的手还在抖,但她直直地迎着周国富的目光,“我在这公司干了九年,市场部从三个人带到二十个人,业绩翻了三番。周国富,你调来当采购部经理才两年,你做了什么?你把你小舅子的公司变成我们的供应商,你把我们的订单拆成小额分批走,你——”
“够了!”周国富猛地一拍桌子,“你再说一句我告你诽谤!”
食堂里已经有人在窃窃私语了。我注意到李小梅的眼圈红了,但她拼命忍着,嘴唇抿成一条线。她的手握成拳头,指甲大概掐进了掌心。
“我不说了,”她的声音突然低下来,带着一种疲惫,“我不说了。周国富,你会遭报应的。”
说完,她转身就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淡淡的机油味,大概是车间里带出来的。她没有看我,径直朝门口走去,背影挺得笔直,但脚步却有些踉跄。
刘副总这时候站起来,快步走到我跟前,压低声音说:“郑总,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这个李小梅,市场部的,平时脾气就火爆,跟采购部有点工作上的摩擦……”
我看着李小梅消失在食堂门口的日光里,回过头问:“她说的事,你知道吗?”
刘副总的笑容僵了一下:“这个……都是工作上的误会,回头我让两个部门坐下来好好沟通……”
“我要看采购部的供应商名录和近两年的采购合同,”我说,“下午三点,送到我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我打开电脑,调出分公司的人事档案。李小梅,三十四岁,市场部经理,入职九年,连续五年绩效考核优秀。照片上的她短发齐耳,眼神清亮,跟刚才食堂里那个红着眼圈的女人判若两人。周国富,四十二岁,采购部经理,入职两年,之前是总部采购处的副处长,据说是主动申请调来分公司的。
三点整,刘副总亲自抱着两摞文件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手里捧着一个纸箱。
“郑总,这是近两年的采购合同和供应商名录,”刘副总把文件放在我桌上,“不过有些归档可能不太齐全,采购部那边说正在整理……”
“不齐全?”我翻开最上面一本合同,“那就让采购部今天整理好。明天早上我要看到完整的。”
刘副总的嘴角抽了抽:“好的好的,我马上去安排。”
他们走后,我开始翻看这些文件。合同装订得整整齐齐,每一份都有完整的审批签字,流程上看不出任何问题。但仔细看供应商名录,有一家叫“宏远物资”的公司出现频率特别高,几乎占了采购总额的百分之六十。我查了这家公司的注册信息,法人代表叫王建军,注册时间是两年前,注册资本五十万。
我又调出周国富的人事档案,亲属关系一栏是空白的。但我不需要看那个,我只需要顺着线索往下查。
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办公室楼下有一排小饭馆,我想起李小梅,她住公司宿舍,应该也在附近吃饭。我在一家面馆门口停下,透过玻璃窗,看见角落里坐着一个穿深蓝工装的女人,面前放着一碗已经坨了的面条,筷子搁在碗沿上,一动没动。
我推门进去,要了一碗牛肉面,端到她隔壁桌坐下。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愣了几秒,然后迅速低下头去。
“李小梅,”我说,“你下午说的那些话,有证据吗?”
她的肩膀颤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这一次我看清了她的脸,眼角有细纹,颧骨上有几颗淡淡的雀斑,眼睛是肿的。
“你是新来的郑总?”她的声音很轻。
“嗯。”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面馆里的电视机在放新闻,老板娘在后厨喊“七号桌的醋要不要”,隔壁桌两个男人在讨论今天的股市。这些声音潮水一样涌过来又退下去,而她坐在那里,像一块被潮水反复冲刷的礁石。
“有,”她终于说,“但我不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给了你,我明天就不用上班了。”她扯了扯嘴角,想笑但没笑出来,“周国富在总部有人,他姐夫是董事会的。郑总,你来之前,我们公司已经换过两任总经理了,都是干不到一年就调走。你觉得自己能待多久?”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指了指她面前那碗面:“凉了,让老板娘热一下吧。”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看那碗面,汤面上已经凝了一层油膜。她摇了摇头,站起来,从兜里掏出十块钱放在桌上。
“郑总,”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你是个好人,但别管这事了。我明天就递辞职信。”
她推门出去,夜风灌进来,带着初夏潮湿的气息。面馆的灯是暖黄色的,照在她背影上,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第二天上午,李小梅没有来上班。市场部的人说她请了病假。我让人事部暂时不要受理她的辞职申请,然后给总部审计部打了电话,让他们派两个人过来。
周国富大概是听到了风声,下午就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他换了一件淡蓝色的衬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
“郑总,听说您在看采购部的合同?”他手里拿着一个档案盒,“我特意把近三年的都整理出来了,有些是前任经手的,可能归档不太规范……”
“周经理,”我打断他,“宏远物资的法人代表王建军,跟你什么关系?”
他的笑容僵住了,但只一瞬就又恢复了正常:“王建军?就是一个普通供应商啊,我们合作两年了,服务不错,价格也公道。”
“是吗?”我打开电脑,调出一份工商登记信息,“我查了一下,王建军注册宏远物资的地址,跟你岳父家是同一个小区。而且他的手机号,跟你老婆的手机号只差最后一位。”
周国富的脸色变了。他站在我办公桌前,双手撑着桌沿,指节泛白。
“郑总,您这是……这是要查我?”
“不是查你,”我靠在椅背上,“是查公司的账。周经理,你从总部调下来的时候,总部领导跟我说你是业务骨干。我也希望你是。”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直起身来。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看不透的表情,像是紧张,又像是别的什么。
“郑总,”他的声音低下来,“您刚来,有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公司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事情,查到底对谁都不好。”
“比如呢?”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档案盒放在我桌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说了一句:“李小梅那个市场部,去年有个项目款被拖欠了大半年,她垫了八万块钱进去,到现在公司还没还她。”
门关上,我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桌上的档案盒打开。里面是采购合同,比刘副总送来的那些更全,每一份都清清楚楚。但问题也清清楚楚,从去年三月开始,宏远物资承接的业务量突然暴增,而且单价明显高于市场价。粗略一算,多付出去的钱至少有三十万。
八万。李小梅垫了八万。
我又想起食堂里她拍桌子的样子,想起面馆里她说“给了你,我明天就不用上班了”时那种认命的表情。她在这公司干了九年,从普通业务员做到市场部经理,然后被一个关系户卡住脖子,连自己垫的钱都要不回来。她手里大概攥着证据,但不敢交出来,因为交出来也没用,之前的两任总经理都走了,走之前或许也看过这些文件,然后选择了沉默。
审计部的人第二天就到了,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吴,都是老审计了,脸黑得跟包公似的。他们把自己关在会议室里看了一整天合同,出来的时候张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郑总,这水挺深啊。”
“能查吗?”
“能查,但得您扛住。上面肯定有人递话下来。”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总部一位副总的电话,说是关心一下新环境适应得怎么样,聊着聊着就提到了分公司的采购业务,说“有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谨慎处理,别影响了公司稳定”。我嗯嗯啊啊地应付过去,挂了电话,窗外是县城的夜景,没有太多霓虹灯,星星点点的灯光散布在一片低矮的建筑之间。远处有个工地的塔吊还亮着警示灯,一明一灭,像某种微弱的心跳。
第三天下雨了。我起得早,撑着伞在公司院子里走了一圈。职工宿舍楼就在办公楼后面,是一栋五层的老楼,外墙的瓷砖脱落了好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楼下停着几辆电动车,都用塑料布盖着。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看见李小梅从楼里出来。她撑着一把黑色的伞,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冲锋衣,背着双肩包。看见我,她的脚步停了一下。
“郑总。”
“听说你请病假了?”
她抿了抿嘴:“我递了辞职信。”
“我让人事先压着了,”我说,“你再等等。”
她抬起头看我,雨滴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的。她的眼睛还是有点肿,但比那天食堂里平静了许多。
“郑总,你图什么呢?”她的声音在雨声里有些飘忽,“你新来的,犯不着为这事得罪人。我在这公司待了九年,什么样的领导我没见过?走就走吧,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那八万块钱呢?不要了?”
她的表情变了一下,就像有一根针轻轻扎了她一下。但她很快别过脸去:“不要了。就当喂狗了。”
“李小梅,”我说,“你那天在食堂拍桌子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
她沉默了很久,雨越下越大,顺着伞沿淌下来,在她脚边汇成一小股水流。她突然笑了一下,很轻很短的笑,像雨滴砸在地面上弹起的水花。
“郑总,你知道吗,”她说,“那八万块钱是我准备给我妈做手术的。我攒了两年,本来打算去年年底带她去省城医院看腿。结果项目款被拖欠,公司说周转不开让我先垫,说月底就还。一个月一个月拖,拖到后来周国富调来,直接跟我说那项目有问题,款怕是回不来了。”
她的声音很平,几乎没有什么起伏,就像在讲别人的事。但我看见她握着伞柄的手在微微发抖,指甲盖都泛白了。
“我妈现在还在家躺着,”她说,“我每天下班回去给她擦身子、换药。郑总,你说我图什么?我图的不过就是一个公道。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公道?你有关系就是公道,你有人就是公道。”
我想说什么,她摆了摆手:“你走吧,雨大了。我的事你别管了,真的。”
她转身朝院子门口走去,黑色的伞在雨幕里越来越小,最后拐过围墙,不见了。
我站在雨里,裤腿都被打湿了。手机响了,是审计部的小吴打来的,说查到了一些东西,要我过去看看。
会议室的白板上写满了数字和箭头,张哥指着其中一条线说:“郑总你看,宏远物资接的单子,大部分都是先付款后发货,而且付款周期特别短。正常流程是货到验收后三十天付款,但他们的合同里写的是预付百分之八十,剩下的验收后一周内结清。”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现金流异常充裕,对于一家注册资本只有五十万的小公司来说不正常。”张哥推了推眼镜,“而且我们还发现,部分货物的签收单是伪造的,仓库那边根本没有入库记录。”
我翻着那些签收单复印件,上面的签名确实跟仓库的笔迹不太一样。再往下查,有几张单子上的货物数量甚至超过了仓库的库存容量。三十万的差额,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吃掉了。
“证据链够了,”吴姐说,“但问题是,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光是周国富一个人,吃不下这么多。”
我站在白板前,看着那些箭头和数字,忽然想起周国富那天离开我办公室时说的那句话——“有些事情,查到底对谁都不好”。他说的“谁”指的是谁?是他自己,还是他背后的人?
当天下午,我召集了分公司中层以上的会议。会议室里坐了二十来号人,周国富坐在靠窗的位置,脸色不太好看。李小梅没有来,她还在“病假”中。
我把审计的初步结果通报了,没提具体的名字,只说公司内部存在违规操作,需要进一步调查。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我看见刘副总的额头在冒汗,坐在他对面的财务经理一直低着头看笔记本,周国富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节奏很乱。
“各位,”我说,“我来公司时间不长,但我知道一个道理,公司的钱是大家的钱,是每一个员工的工资和奖金。有人伸手拿不该拿的,就是拿在座各位的血汗。这件事,我会查到底。”
散会以后,周国富走到我身边,低声说:“郑总,借一步说话。”
我跟着他走到走廊尽头。窗户外面还在下雨,玻璃上蒙了一层水雾。周国富掏出一支烟,看了我一眼又放回去了。
“郑总,我给你透个底,”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姐夫是董事会的老魏,这个你应该知道。但你不知道的是,去年总部有个项目,老魏帮公司拿下来的,省了将近两百万。这里面的弯弯绕绕,有些钱,是走我们分公司账上过的。”
我看着他,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又稳住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那三十万不是你自己拿的?”
“我没拿多少,”他说,“大部分都……都打点出去了。郑总,你刚来,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僵。有些账,算不清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雨小了一些,能看见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洗得发亮,绿得刺眼。
“周国富,”我说,“你那天在食堂,李小梅拍桌子的时候,你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吗?”
他愣了一下。
“她垫了八万块钱在公司,到现在没拿回来。那是给她妈做手术的钱。”
周国富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但他很快说:“那笔钱是项目款的问题,跟我没关系。”
“项目是谁签的?”
“……采购合同是我签的没错,但付款流程是财务批的。”
“合同供应商是谁定的?”
他沉默了。
“周国富,”我说,“你走吧。这件事我会一查到底,不是针对你个人,是针对公司里所有不该有的烂账。你如果有什么需要交代的,今天晚上之前来找我。”
他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最终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肩膀塌了下来。他转身朝楼梯口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住了。
“李小梅的钱,”他说,“我私人还她。”
“不是还不还的问题,”我说,“是这件事本身有问题。”
他没有再说话,下楼去了。皮鞋踩在楼梯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的,渐渐远了。
晚上七点多,雨彻底停了。我下楼去食堂吃饭,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几桌。我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刚吃了几口,旁边有人坐了下来。
是李小梅。她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色T恤,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过澡。她面前放着一碗粥,还有一个茶叶蛋。
“郑总,”她说,“周国富下午给我打电话了,说要把钱还我。”
“嗯。”
她剥着茶叶蛋,动作很慢,蛋壳一片一片地落在餐巾纸上。“他还说,让我别再去总部告状了,说这件事到此为止。”
“你怎么说?”
“我说钱是你欠我的,不是我偷的,没什么到不到此为止。”她咬了一口蛋白,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他急了,在电话里吼我,说我给脸不要脸。我说你当初转我钱的时候怎么不觉得是给脸呢,那是我的钱。”
我看着她,她的眼角还是红的,但眼神比前几天亮了一些。食堂的灯光白惨惨的,照在她脸上,能看见颧骨上那几颗雀斑,还有耳后一道浅浅的疤痕,大概是很久以前留下的。
“李小梅,”我说,“你后悔吗?那天在食堂拍桌子。”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头想了想。碗里的粥冒着热气,模糊了她的脸。
“后悔,”她说,“但不是因为得罪了周国富。是后悔没有早点拍桌子。我忍了两年,越忍越憋屈,越忍越觉得是自己有问题。后来我想通了,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公司有问题。有问题的公司才会让老实人吃亏,让有关系的人横行霸道。”
她把剩下的鸡蛋一口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嚼,像个生气的孩子。嚼完了,她看着我说:“郑总,你真的会查到底吗?以前也有人说过这种话,后来都走了。”
“我不走,”我说,“我要吃饭。”
她笑了一下,这次是真笑,嘴角弯上去,眼睛也弯上去,像雨后天晴时从云缝里漏下来的阳光。她低头喝粥,喝了几口又抬起头来:“那我把证据给你。”
那天晚上,李小梅回宿舍拿了一个文件夹过来。里面全是复印件,银行转账记录、合同审批单、验收报告、往来邮件,厚厚的一摞,每张纸上都用红笔圈出了关键信息。有些地方还写着小字注释,笔迹娟秀但力道很重,纸背都能摸到凹痕。
“我收集了一年多,”她说,“有些是从系统里截图的,有些是跟供应商聊天的时候套出来的。那个宏远物资的老板王建军,是周国富老婆的表弟,他亲口跟我说的,我有录音。”
她把手机也递过来,点开一段音频。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周经理是我姐夫嘛,这生意肯定得照顾自家人……不过他胃口挺大的,不光吃我这一家,别的供应商那边也有……”
我关了音频,把文件夹合上。“这些够用了。”
李小梅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指节还是白的。她盯着窗外的夜色,好半天才开口。
“郑总,其实我不只是为我那八万块钱。我部门有个小姑娘,去年刚毕业,实习期过了本来该转正,结果周国富塞了个人进来,把她挤走了。那小姑娘回老家了,走的时候还在哭,说以后再也不来城里打工了。还有一个老业务员,跟公司干了十二年,因为不配合采购部的某些操作,被调去管仓库了,工资砍了一半。他家里两个孩子在上学,老婆没工作,现在靠送外卖贴补家用……”
她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哑,停下来喝了一口水。
“我来这公司的时候,是想着好好干,干出一番事业的。那时候市场部就三个人,我们跑客户跑到腿肿,晚上回来还要写方案写到凌晨。公司越做越大,人越来越多,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实干活的人反而被挤到一边去了。有关系的人进来,没关系的出去,这就是规矩。”
“现在不是了,”我说。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点水光,但她用力眨了一下眼,把那点水光逼回去了。
“郑总,你说话算数?”
“算数。”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那明天我来上班。”
“明天见。”
门关上,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窗外的县城在夜色里沉睡,稀疏的灯火像散落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金。我把文件夹里的东西一张一张重新看了一遍,用手机拍了照,然后锁进了保险柜。
第二天上午,我把所有证据连同审计报告一起发给了总部纪检组,同时抄送了董事长和监事会。发完邮件之后,我给周国富打了个电话,他没接。我又给刘副总打了个电话,说今天上午十点开临时办公会,请所有中高层参加。
九点五十分,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周国富没有来。刘副总说他请了病假,但我在停车场看见他的车不在了。
会议开了一个小时,主要通报了采购环节的违规情况,并宣布在总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周国富暂停履行职务,由副经理暂代。我说完这些话,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头接耳,空调的嗡嗡声成了唯一的声音。我看见一些人脸上的表情,有紧张的,有心虚的,也有如释重负的。财务经理一直在擦汗,手边的纸巾堆了一小堆。
散会后,市场部的人围在门口等着,看见李小梅出来,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有人什么都没说,只是朝她点了点头。她站在那些人中间,矮矮的,瘦瘦的,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工装,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脊背挺得很直。
接下来的一周,总部的调查组来了,纪检、审计、法务,浩浩荡荡七八个人。他们把分公司的财务账翻了个底朝天,约谈了二十多个员工,又去了几家供应商实地走访。
我抽空去了趟省城医院,骨科专家号很难挂,我托了朋友才约上。专家看了我带去的片子,说李小梅母亲的腿有条件做手术,成功率不低。我把消息转告李小梅的时候,她正在市场部的格子间里打电话,说了句“稍等我一下”,把话筒捂住,抬头看着我。
“真的?”
“真的。”
她放下电话,站起来,绕出工位,走到我面前。她比我矮大半个头,仰着脸看着我,嘴唇抖了好几下,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郑总。”
“公司欠你的钱,月底之前会还,”我说,“你妈的医疗费,可以申请公司困难职工补助,你回头填个表。”
她使劲点了点头,眼圈红红的,但这次没有掉眼泪。她转身回去继续打电话,声音比刚才高了半个调,带着一种我很少在她身上听到的轻快。
半个月后,总部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周国富被开除,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宏远物资被列入供应商黑名单。刘副总因为监管不力被记大过处分,降职使用。另外还有两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通报贴在公司公告栏的那天中午,食堂里再次热闹起来。我端着餐盘经过那排座位时,特意停了一下。就是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李小梅那天拍桌子的地方。不锈钢桌面干干净净的,反射着天花板的灯光,看不出任何痕迹。
我找了张空桌坐下来吃饭。过了一会儿,一个人端着餐盘坐到了我对面。是李小梅,她今天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头发扎了起来,露出干净的额头。她面前是一份糖醋排骨、一份蒜蓉青菜,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
“郑总,”她说,“我要跟你说个事。”
“嗯?”
“我决定不辞职了,”她说,“我要留下来。”
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慢慢嚼着。食堂里的人来来往往,不锈钢餐盘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后厨传来炒菜的滋啦声和抽油烟机的轰鸣。这一切都跟那天中午一模一样,但又什么都不一样了。
“行,”我说,“那你好好干。”
“嗯。”她低头扒了一口饭,又抬头看我,“郑总,我还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为什么?”
“那天拍桌子,吓到你了吧,”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脾气是有点急,没办法,这些年被逼出来的。”
“没关系,”我说,“拍得好。”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笑声很轻,但整个食堂都能听见。周围有人朝这边看,她也不在意,低头继续吃饭,吃得很香。
我端着餐盘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她叫住我。
“郑总。”
“嗯?”
“我决定留下来,不是因为公司还了我的钱,也不是因为我妈的病有希望了,”她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是因为这公司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我觉得,也许我不用再那么累了。”
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走出食堂的时候,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走廊的地砖上铺了一层暖洋洋的金色。我看见公告栏前围了几个人,正在看那份处理通报。他们小声议论着什么,语气里有惊讶,也有某种久违的、被重新唤醒的东西。
我推开玻璃门走出去,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手机响了,是董事长打来的,说总部那边想让我回去汇报一下处理情况。我说好,下周回去。
挂了电话,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远处传来车间的机器声,规律而沉稳,像这座小城的心跳。我想起那天雨里李小梅的背影,想起面馆里那碗凉了的面,想起食堂里那一声拍桌子的脆响。
有些声音过去了,但余音还在。有些公道来晚了,但终究来了。
我走出院子大门,路边早餐摊的老板娘正在收摊,看见我笑了一下:“郑总今天没吃早饭啊?”
“吃了,”我说,“吃过了。”
阳光洒在柏油路上,路面有些反光。我眯着眼朝前走,身后是办公楼,是食堂,是车间,是这座我刚刚开始熟悉的县城。风吹过来,带着夏天的味道,热烘烘的,混着草木和尘土的气味。
我加快了脚步。下午还有一堆事等着我处理,采购部的新经理人选要定,市场部下一步的拓展计划要批,还有李小梅母亲的困难补助申请,得催一下人事部尽快办。
走到办公楼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食堂的方向。门开着,有人进有人出,不锈钢餐盘还在响,说话声笑声汇成一片嗡嗡的背景音。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又像什么都改变了。
我推门进去,走廊里有人跟我打招呼:“郑总好。”我点点头,朝办公室走去。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影,我走过去,踩碎了它,然后新的光影又合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