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0日，泸州“花坛藏尸案”一审宣判。陈某芬因故意杀人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被害人吴某萍的儿子黄平等了二十八年，等来的是一个“好很多”的结果，却仍然觉得不够——他希望那个亲手掐死他母亲的男人也立即死。陈某芬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处于相对主导地位，作用大于杨某根。

1996年，陈某芬向同行吴某萍借了四万元，约定次年春节前还清。钱还不上了。她没有跑，没有赖，也没有低声下气求宽限。她把前夫杨某根从上海叫回泸州，先让他去抢隔壁门市的老板，杨某根觉得对方高大，没敢动手；她又让杨某根去重庆朝天门抢进货人的钱，杨某根到了地方还是没敢动。陈某芬骂他没用，顺嘴说了一句：她以前就用砖头拍过别人的头。

抢不成，那就杀。她向杨某根提议：把吴某萍杀了，钱就不用还了。杨某根同意了。

接下来是一套几乎称得上“工序化”的准备：陈某芬买了一把洋铲，专门用来挖坑埋尸；杨某根踩点后把埋尸地点定在公交商城二区楼顶的花坛。1997年2月1日午饭后，陈某芬以“还钱”为名，把吴某萍从二楼门市骗到四楼仓库，事先准备了五千块现金交到对方手上。吴某萍低头数钱的那一刻，陈某芬向杨某根示意动手。 杨某根用双手扼住吴某萍的脖子，把她掐死。两人搜走了她随身佩戴的金银首饰。

杀人之后，陈某芬没有慌。她返回门市继续做生意，杨某根上楼顶花坛挖坑。天黑以后，两人把尸体搬上楼顶，埋进花坛。

第二天，吴某萍的亲友找上门来问下落，陈某芬说：她收完账就走了。民警把她传唤到派出所，她仍然说不知道——脸不慌心不跳，心理素质过硬！

十岁的黄平在那天之后再也没有等到母亲回家，而母亲就埋在离自家店铺只有几层楼的花坛里，一埋就是二十八年。

案发后，陈某芬和杨某根逃回上海。接下来的二十八年，她做了三件事：改名、整容、洗身份。她频繁出境韩国，警方怀疑她试图通过整容改变容貌；她利用早年户籍系统尚未联网的漏洞，用假资料反复上户、迁入迁出，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2025年9月专案组在上海把她带走时，从二十多年前的旧照片比对，她早已“判若两人”。

婚姻可以离，脸可以换，名字可以扔，户籍可以造假——凡是能用来保护“活下去”这件事的东西，她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拆掉重装。杨某根在供述里说，他同意杀人是因为“陈某芬经常用语言刺激他，嫌弃他穷、没出息、让人瞧不起”。她连说服同伙的方式都不是哀求或商量，而是精准地踩住对方的自尊，把人推到动手的位置上。

下跪、痛哭、翻供：所有表情都是策略！

落网之初，陈某芬态度嚣张的。她拒不承认真实身份，刻意避重就轻，谎称自己只是“旁观、协助埋尸”，试图把杀人的重量全部推到杨某根身上。审讯中她多次用言语对抗侦查、逃避责任，直到铁证一件件摆到面前才认罪。

然后是指认现场。她朝着花坛方向跪下去，连磕几个头，痛哭流涕：“是我害了你，我到阴曹地府去给你赎罪。”镜头里的忏悔看起来足够“真诚”。可到了庭审阶段，她当庭翻供，对部分细节作出完全不同的说法。黄平看得清楚：“被抓时态度嚣张，去现场指认哭得却很厉害，到一审时全部翻供，前后对比鲜明。”

一个真正悔过的人，不会在跪完、哭完之后，站到法庭上把说过的话再吞回去。陈某芬的眼泪和下跪，不是良心的反应，而是处境的反应。 当“硬扛”不奏效时，她立刻切换到“示弱”；当示弱可能换不来轻判时，她又切回“翻供”。情绪在她手里是一件工具，什么时候拿出来、拿出来多少，都由她计算。

法院的判决书写：“归案后对主要罪行未如实供认，动机极其卑劣，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虽有赔偿情节，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虽有赔偿情节”这六个字，等于把“悔罪”这层皮也剥掉了——赔钱不是悔，是又一步算计。

陈某芬的“狠”之所以让人不舒服，不是因为她多么凶神恶煞。恰恰相反，她身上有一种过于正常的冷酷：借钱的时候是正常的，还不上钱的时候是正常的，商量杀人的时候是正常的，杀人之后回门市做生意也是正常的。她从来没有被什么东西“卡住”过——道德、感情、恐惧、羞耻，这些东西在她身上似乎不产生摩擦力。四万块钱是一道坎，她的解法是把债主从世界上删掉。身份是一道坎，她的解法是把自己从世界上删掉再换一个回来。

杨某根被判了死缓，那个亲手掐死吴某萍的人活了下来。法院没有区分主从犯，但把“主导”留给了陈某芬。这个区分本身就在说一件事：动手的那个人是刀，陈某芬是握刀的手。

黄平说，母亲和被告人曾经是好朋友。四万块钱，一段交情，一个十岁孩子的二十八年，一座花坛底下的一堆白骨。陈某芬在花坛前磕头的时候说要去“阴曹地府赎罪”。但死刑复核还没走完，她还有上诉期，她大概率还会继续用她能调动的所有策略，去争取哪怕多活一天的余地。

这大概就是“狠人”最后的样子：跪也跪得，哭也哭得，翻脸也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