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陈晓卿与李诞在皖北宿州、灵璧录制的访谈节目《互相关注》热播。节目中,陈晓卿谈及自己观察到的一种乡土气质:戏剧性顺从、自残性谦卑,以及根植于匮乏经验里的讨好姿态——心里未必认同,却不愿撕破场面,习惯放低自身,以求在不确定的环境里换取一点余地。
《互相关注》节目截图
节目中,他不止一次提起《沉默的皖北》这本书,认为这本书在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被牺牲” 尚且意味着苦难被看见,并被纳入被权衡的境况;而沉默则意味着苦难不被记录,声音不被听见,慢慢落入被遗忘的境地。皖北没有士绅阶层,乡村里找不到古老的祠堂,民间始终没能长出能与强权讨价还价的力量。顺从,成了普通人代代相传的生存算法。
节目播出后,“讨好型人格和经济水平有关”等话题在社交平台刷屏,许多皖北游子在转发中认领了自己的童年。但此后问题才真正开始:顺从如何被演练成习惯,谦卑如何沉淀为人格底色?也许,大家可以从《沉默的皖北:明请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一书里寻找答案。本文摘选书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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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的形成
在漫长的岁月中,皖北的百姓形成了对权力的畏惧,习惯于服从官府的调遣,但他们并不具备自发的积极性。因此,在皖北的许多地方事务中,官员热切期盼改变社会风貌、改善民生,但百姓只是亦步亦趋地听命于官府。一旦官员升迁调任,或是官府的关注点发生转移,先前的运动也就偃旗息鼓。这使得皖北的社会变革缺乏延续性,也鲜有成效。
自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皖北官员都力图改变“人多任侠”“少戆无文”“妇女不事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的风貌。他们采取了不少推行教化、变革旧俗、改良生产的行动。但实际直到晚清民国,皖北的社会生态依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观,甚至较之以往更不理想。
这种由官府决策推广、百姓照规执行的模式成为皖北基层治理与社会运行的常态。在这种模式下,官员的决策难度大大降低,百姓只需要服从官府的命令。因此,一些不合实际的决策,在官府的推动下,也会得到执行。比如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于新任巡按御史关注地方教化,怀远知县于是“日会于大圣寺或演武亭等处”,重拾教化之法。洪武年间都难以落实乡饮酒礼的乡间居然旧事重提,要推行教化运动。这种“逢场作戏”的表演显然不具有实际价值,但在知县的要求下,一时间也热热闹闹。
由于官府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百姓习惯性地服从于官府的命令,一些低级的决策错误不时出现。比如颍州曾经在乡里推广建设义仓,这本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应该根据实际状况安排修建,但早期建设的救荒仓“仅应故事,或旷野或洼坡,随修随废”。各处乡间义仓的选址都由官府决定,由于不了解乡里实情,一些重要的仓储建在了“东、南、北皆阻水”的区域,导致灾时赈济困难,甚至出现了饥民“渡水溺死”的惨剧。
这种治理方式显然存在问题。但对于皖北官员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追求政绩功业,而不是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在地方势力较强的地区,官府需要争取地方精英的支持来实现治理目标,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妥协。而皖北官员普遍不受地方势力的掣肘,他们更乐于直接对百姓施加影响。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提高长远的统治效率,但对于任期通常不满五年的州县官而言,谋得短期可见的政绩是最重要的。所以,无论是基于仕途前程的“趋利”,还是基于当下治理的“趋易”,这种由官府主宰的治理都深受地方官员的欢迎。
《沉默的皖北》内页
地方官员之所以看似权力强大,主要是因为皖北的地方势力较弱,无法起到牵制的作用。但这也意味着官府缺少有力的帮手,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在推进地方治理的过程中,皖北地方官员经常抱怨本地百姓积极性差,不能领会政策。这固然与皖北的民风有关,但也是官府强行介入基层,导致官员与百姓脱节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虽然无力与官府抗衡,却也自有应对之策,那就是“上下相蒙”的敷衍应付。在长期实践中,官府凭借强权,将统治意志传递到基层,百姓机械地服从,很难激发主动性。由此,皖北逐渐形成了基于强权的“路径依赖”。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审视,明清以来,这种由官府主宰的治理模式长期延续,确实取得了稳固统治的成效,但又存在着不小的“副作用”。官府与百姓缺少必要的沟通,政策的执行缺乏回转的余地,诸多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强权治理酿成的弊病愈发深重,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治理效率颇为低下。
恰如节目中所说,皖北人“心里未必认同,却不愿撕破场面”。本地的官民不是看不出其中的问题,却只能“机械地执行”,连不满的表达都换成心照不宣的“上下相蒙”。顺从是演给权力的戏,敷衍是留给自己的余地。“戏剧性顺从”,是传了几百年的老剧本,已然渗入地域性格之中。
低水平治理的成效及代价
若以维持王朝统治为目标,明清两朝以有限的资源投入,稳定统治皖北五百多年,看似很有效率。但如果着眼于地方治理的综合成效,则很难称得上成功。这种以低投入换取的长久稳定统治,意味着国家并不在意皖北的社会经济与民生境况。沉默的皖北符合统治者的预期。实际上,皖北并非一开始就处于这种边缘地位。明朝初年,以中都凤阳府为核心的皖北风头一时无两。在与父老叙旧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乡亲们描绘了美好的愿景:“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朱元璋希望打造“水秀山明壮帝乡”的盛景。然而,皖北既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也没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不仅中都凤阳徒有其名,“壮丽帝乡”的期许也沦为泡影。慢慢地,皖北地位持续走低。进入明代中后期,国家对于皖北的关注重点实际只局限于皇家遗存。到了清代,皖北彻底被忽略。除了泗州等少数关联黄河、淮河、运河的州县,皖北其他地方甚至不具备为王朝“牺牲”的资格。在长久的沉默中,皖北愈发沉沦,只留下“倦马嘶风悲,帝乡不堪回首对斜阳”的惨淡现实。
凤阳明中都城午门
政治学家在探讨法国大革命时发现,长期贫穷落后的社会看似具有动荡的隐患,实际上却更加稳定。“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时刻都在为糊口操心的人是无心去造反的”。明清五百多年时间里,皖北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同样面对社会矛盾与生存危机,江南士民能够掀起声势浩大的“民变”,皖北百姓则更多选择逃亡、流浪、乞讨等消极对抗行为。在社会组织松散、基层权力弱小的状况下,零星、分散的反抗很难形成有威胁的挑战。自明代中叶起,皖北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低水平却又长期稳定的社会治理模式。朝廷只需要很少的投入就能够实现统治皖北的核心目标,这种模式看似很有效率,但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审视,无论是对于皖北社会发展,还是对于国家长久统治,最终都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首先是在此过程中,皖北社会发展严重迟滞、民生苦难长期延续。即便是地方官员试图有所作为,也受限于朝廷的资源汲取和权力制约。从明代中叶到清末,皖北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明显落后于周边地区。
其次是基层社会发展缓慢,地方凝聚力低下,社会秩序看似稳定、实则脆弱,为大规模的动乱埋下了伏笔。基层组织的缺失,既与民生状况息息相关,也是长期以来官府压制的结果。因此,皖北虽然长期稳定,但治理水平却很低。无论是明末皖北的大动乱,还是晚清捻军运动引发的持续动荡,都证明了皖北统治模式的脆弱性。
再次是助长了皖北崇拜权力、盲从政令的风习。在官强民弱、中央强地方弱的格局下,皖北形成了崇拜权力的氛围,突出表现为对上级政策的盲目执行。一般而言,从中央制定政策到州县地方推行的过程中,要顾及民众诉求,从而对政策进行调整与修正。但在皖北,自上而下的政令推行尤为顺利,这使得政策与社会现实容易脱节,出现“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弊”的情况。因此,皖北屡屡成为“政策试错”的试验田,最终都是百姓付出代价。
这种低水平的治理模式持续五百余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路径依赖,进而影响着皖北的历史走向。皖北的长期稳定并没有积累优势力量,反而在“机械团结”中变得愈发顽固保守,在无休止的内耗中浪费资源。明清两朝五百多年里,这里有过改变时局的机会,也出现过突破旧体制的苗头,但最终都未能带领皖北走向新的道路。
| 拓展阅读:
从帝乡到困土,倾听皖北五百年的沉默
《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
郑宁 著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