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被调到乡镇中学,夜里饿醒,操场偶遇丰腴女教师柳河乡的月亮一、半块馒头
1993年立秋刚过,我把铺盖卷绑在二八大杠后座上,从县城出发,沿着省道走了四十里,又拐进乡道走了十二里,天擦黑才到柳河乡中学。
学校大门是两根水泥柱子,中间一道铁栅栏,柱子上的红漆剥得只剩底子。门旁挂块木板,白漆写着“柳河乡初级中学”,那个“初”字少了一点,像是被人抠掉的。
何主任在门口等着,脑门锃亮,手里夹着根纸烟。他帮我卸铺盖,看了一眼我那口纸箱,里面装着书、搪瓷缸、一只煤油炉和妈塞的三斤挂面,笑了笑:“小孙,城里来的,能扛事不?”
我说:“能。”
他点点头:“能就行。咱这儿缺语文老师缺半年了,初二那两个班,一直是体育老师兼着,孩子们作文写得跟电报似的。”
宿舍在后排平房最东头,一间屋子,十二三平方。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墙上糊的报纸是1989年的《地区日报》,边角卷着,霉味混着粉笔灰。窗户是木框,玻璃裂了一道缝,拿报纸糊着。屋顶有一处水渍,下雨准漏,墙角立着只塑料脸盆,专门接水用。
我铺好褥子,把书码在桌上,把煤油炉摆在窗台。坐下歇了口气,听见外面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砰、砰、砰,空旷得很。
头半个月,日子像白水。
早上六点,走廊里挂的那截废铁轨“当——当——”响,是打铃。没有电铃,老校工赵伯敲一段火车钢轨,声音又闷又亮,能传遍整个校园。预备铃一下一下敲,上课铃两下连敲,下课三下,放学就抡圆了胳膊连捶。
我头几天总听错,有回预备铃刚响就往教室跑,跑到半路才发现是赵伯敲着玩的——他孙子上周来玩,非让他“演一遍打仗”,老头乐呵,真敲了。
食堂在平房西头,两间通铺大的屋子,几张长条桌。早饭稀饭、咸菜、馒头,稀饭能照见人影。午饭米饭配一个素菜,白菜、萝卜、土豆轮着来,偶尔见点粉条就算开荤。晚饭和午饭差不多,油星少得可怜。
我二十三岁,一米七八,一天站四节讲台,嗓子喊得冒烟,那点伙食像往烧红的锅里撒了把雪,眨眼没了。
第二个月开始,夜里饿。
先是翻来覆去,后来肚子里像有只蛤蟆,咕噜咕噜,越咕越响。我摸出枕头底下的钙奶饼干,啃两块,越嚼越黏,反而更饿。抽屉里那点挂面,下了两回就见底了。
十月中旬的一个半夜,月亮很白,照得窗纸发蓝。我饿醒的,胃一阵阵抽。看了看表,一点四十。
实在睡不着,披上外套出门。十月的风已经带了刀刃,我缩着脖子往操场走。
操场是煤渣铺的,中间一个篮球架,歪着,篮筐锈成一个圈。单杠双杠立在边上,铁管子凉得泛青。月亮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煤渣地上。
我正蹲在单杠底下揉肚子,听见背后有动静。
“窸窸窣窣”的,像有人啃东西。
我猛一回头,操场角落的旗杆底下,黑影里蹲着个人,手里举着什么,月光照着半张脸——圆脸盘,两腮有肉,粗辫子搭在肩前,穿件碎花棉袄,袖口露出一截白胖的手腕。她嘴里正嚼着东西,看见我,噎了一下。
“哟,”她含含糊糊,“吓我一跳。”
我定住:“方……方老师?”
她叫方红梅,教数学,比我早来两年。之前开教师会见过一面,圆脸,大眼,说话嗓门亮,笑起来咯咯的,走起路来身上有股淡淡的胰子香。
“孙老师?”她咽下嘴里的东西,拍拍手上的渣,“大半夜不睡觉,跑操场来练蹲马步?”
我肚子不争气,“咕——”一声,在静夜里格外响。
她乐了,肩膀一耸一耸:“得,不用问了。”她从棉袄兜里掏出个纸包,解开,里面是半块凉馒头,掰了一小角递过来,“给。刚蒸的,凉了,凑合啃。”
我犹豫了一下。肚子比脸诚实,接过来咬了一口。
馒头是死面的,硬,嚼着发酸,但越嚼越香。凉是凉,可那是粮食的香,是热气散尽之后剩下的那点诚意。
“慢点,别噎着。”她把自己那半块也递过来,“我吃过了,这是留的宵夜,本来想带回去就着咸菜吃,先紧着你。”
我捧着馒头,忽然有点鼻酸。不是饿的,是说不清的——一个人到了生地方,半夜饿得发慌,有个陌生人蹲在月亮底下,把半块馒头掰给你。
“你咋也在这儿?”我问。
“我呀,”她把碎屑拢在手里,仰头看看月亮,“睡不着,出来数星星。数到三十二颗,饿了,啃口馒头。巧了,碰上你这只蛤蟆。”
“蛤蟆?”
“肚子里叫唤的那只。”她笑。
我在她旁边蹲下。煤渣地硌着膝盖,风把她的辫梢扫到我袖口上,有一股皂角味。
“孙老师,”她侧过脸看我,“你是城里分下来的吧?”
“县里。师专毕业,分配过来的。”
“哦——”她拖长了音,“大学生。怪不得细皮嫩肉的,饿两顿就扛不住。”
我有点讪:“我饭量是大了点。”
“不是饭量,是不会过日子。”她数落我,“头一个月谁都这样。我刚来的时候,半夜饿得去后坡老张家地里薅红薯,让看门的狗撵了二里地,鞋都跑丢一只。后来学乖了,自己备粮。”
“备粮?”
“嗯。”她掰着指头说,“一,食堂打饭多要两个馒头,晾窗台上,晚上能救急。二,学校后墙根那棵柿子树,熟了拿竹竿够,一筐能存半月。三,我宿舍后头开了半分小菜地,种了白菜萝卜,屋檐下腌了咸菜疙瘩,实在没招了,啃咸菜就凉水也顶饿。”
她说得轻巧,像在讲别人家的笑话。月光底下,她脸颊鼓鼓的,鼻尖冻得发红,眼睛却亮,亮得不像个在穷乡中学熬了两年的人。
“方老师,”我啃完馒头,问她,“你为啥留这儿?”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妈是柳河村的。”她说,“我爸死得早,我妈把我拉扯大,供我念中师。毕业那会儿本来能留县里,我主动要求回来。我妈说,闺女,你念书是为了不当睁眼瞎,不是为飞走。咱这地方穷,可总得有人教娃娃认字。”
风把她的话吹得轻轻晃晃。
我忽然觉得,这个圆脸、粗辫子、身上有皂角味的女人,像这操场上那截老铁轨——不亮,不新,敲一下,声音却实诚,能传很远。
“孙老师,”她站起来,拍拍裤腿上的灰,“往后饿了,别满操场乱窜。敲我后窗,我给你留馒头。不过先说好,得帮我浇菜地。”
她走了,棉袄下摆一摆一摆,辫子在背上晃。
我蹲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块馒头纸,月亮白得透明。
胃不饿了。心里头,好像有什么东西,刚刚醒过来。
二、柳河乡的中秋
第二天早上,打铃的还是赵伯。我起晚了,踩着预备铃冲进初二(1)班教室。
八十七个孩子,坐得满满当当。木头课桌,桌面刻满了“早”字和“打倒数学”之类的小刀痕。窗户没玻璃,钉着塑料布,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我教语文。第一课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没急着翻书,先靠在讲桌边,说:“鲁迅小时候,在自家后院掏过鸟窝、拔过何首乌,还听说有妖怪,晚上不敢走夜路。你们柳河乡,后山有没有这种地方?”
底下眼睛亮了。
后排一个黑瘦小子举手:“老师,俺家后坡有片松林,夜里猫头鹰叫,像哭。”
全班笑。
“那正好。”我拿起粉笔,“鲁迅写的不是远方,是他家门口。你们写的作文,也可以从自家后坡写起。先别管错别字,先把事儿说活。”
那堂课,我讲了四十分钟,从鲁迅扯到蝉蜕、到何首乌、到雪地捕鸟。底下没一个打瞌睡的。
下课时,何主任趴后窗户看了半天,转身走了。后来校长跟我说:“小孙,何主任夸你,说你‘能把死书讲活’。”
可活书不好讲。
这帮孩子底子薄。拼音认不全,作文写三百字二十个错别字。有个叫栓柱的,把“太阳”写成“大阳”,把“老师”写成“老帅”。我不急,一个个改,改完在作文本上写:“这句写得好,像你后坡的松林,有风。”
他们慢慢开始交真东西了。
有个女生叫春杏,爹妈离了,跟奶奶过。她写作文写奶奶半夜起来喂猪,猪圈漏风,奶奶把破棉袄盖在猪崽身上,自己冻得搓手。我看完,红笔停在纸上一刻钟,不知批什么好,最后写:“春杏,你奶奶是好人,你也是。”
方红梅那边也不轻松。
她带三个班数学,还当班主任。每天早上比学生到得还早,晚上查寝,拿手电筒挨个屋照,怕哪个娃蹬了被子。她脾气急,学生算错题她拍桌子,拍完又蹲下来,拿铅笔在草稿纸上一步一步重讲。
有回我路过她们班,听见她在吼:“王铁蛋!你小数点点错一位,一斤盐变十斤盐,你娘赶集得扛两麻袋钱!”
王铁蛋缩着脖子嘿嘿笑。
她回头看见我,脸一红:“孙老师,监督一下啊,别以为语文老师就能笑话人。”
我也笑:“我哪敢。我连小数点都不会点。”
她“呸”了一声,辫子一甩,继续讲课。
日子像煤渣路上的脚步,一天天踩实了。
中秋前两天,乡里发不出工资。说是财政紧张,拖一个月。何主任在会上搓着手说:“同志们克服克服,等上面拨下来,连补带发。”
年轻老师私下叫苦。我倒还好,单身一个,饿两顿死不了。可方红梅不一样——她妈有肺心病,常年吃药,她每月工资大半寄回家。
中秋那天,食堂加了菜,一人一小碗白菜炖粉条,飘着两片肥肉。老师们端着碗蹲在台阶上吃。月亮还没圆,天却已经凉透。
晚上,我改完作业,听见后窗有人敲。
“孙志远,出来。”
我扒开窗纸一看,方红梅抱着个搪瓷盆,盆上盖着屉布。
“拿上碗。”她压低声音,“别惊动何主任,他闻见味儿要来蹭。”
我拎了只碗跟她溜到操场角落。她掀开屉布,盆里是几个小月饼,自己揉的面,红糖馅,个头小,表皮裂着口,看着丑,闻着香。
“我没钱买月饼,”她说,“面粉是食堂匀的,红糖是我妈捎来的。一人两个,拿着。”
我接了两个,还热着,烫手心。
“你咋想到做这个?”
“今天中秋。”她望着远处黑乎乎的教室,“咱俩都是回不了家的人。你爹妈在县里,我妈在柳河村,隔着八里地,我也不回去——她一看见我就催我调走,我心烦。”
她自己留了一个,咬了一口,糖汁顺嘴角往下淌,她拿袖子一抹,笑了。
“方红梅,”我忽然说,“你其实挺能扛事的。”
“那当然。”她腮帮子鼓着,“我可不是只会蹲操场啃馒头。”
月亮从云缝里出来,照着她圆圆的脸,红糖馅的甜气在冷风里飘。
我咬了口月饼,皮有点硬,糖有点多,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金贵的东西。
“孙志远,”她忽然正经起来,“你别嫌我多嘴。你是个好老师,可你心里头有股劲儿,憋着,像不服气。你不是真想留柳河,对吧?”
我没吭声。
她也不逼我,把剩下那个月饼包好,塞我兜里:“留着明天夜里饿的时候吃。别再满操场学蛤蟆了。”
她走了。风把她的影子吹得晃了晃,消失在平房拐角。
我站在操场上,手里攥着那半个热月饼,忽然明白——
有些团圆不在老家,在煤渣地、老铁轨、一盏煤油灯底下。
有些人不是亲人,却把最软的那块心,掰给你吃了。
三、冬天的炉火
十一月,柳河乡入了冬。
北风顺着后墙缝往屋里钻,我那床褥子薄,半夜冻醒,脚趾头发木。白天上课,手冻得握不住粉笔,写两个字得哈一口气。
方红梅从她宿舍抱来半块蜂窝煤,塞给我一只小铁炉子。
“赵伯看锅炉房剩的,我给你讨的。”她把炉子搁在桌底下,点着,煤烟味混着暖意慢慢洇开,“别嫌脏,暖和是真的。晚上睡觉把炉子封了,留条缝,别熏着自己。”
我蹲在炉边烤手,看她蹲在地上用报纸引火,脸被煤火映得红扑扑的。
“方老师,你对我这么好,外头要说闲话。”
“说啥?”她抬头,眼睛瞪得圆,“说我给单身汉送煤?随他们。柳河乡就这几个人,不嚼点舌根,日子更没味。”
可闲话还是来了。
教导处有个姓吴的会计,四十多岁,嘴碎。有回打饭排队,他拿勺子敲着碗边说:“小方啊,最近老往东头宿舍跑,馒头送着,煤送着,下一步是不是要缝棉袄了?”
方红梅端着碗,平静地看着他:“吴叔,您要是饿,我也能给您送半块馒头。可您这嘴,咸菜都压不住腥,算了,您自个儿扛着吧。”
旁边老师“哄”地笑了。吴会计讪讪地走开。
我后来听见这事,有点恼,又有点心疼。晚上敲她后窗,把炉子还她。
她不开门,隔着窗纸说:“炉子你留着。我那屋还有一只,冻不着。孙志远,你听好——我方红梅做事,不图谁说好,也不怕谁说坏。你要是也跟着缩头,那半块馒头算我喂了蛤蟆。”
我手按在窗台上,低声说:“我没缩头。我就是……不想你为我受委屈。”
里面静了好一会儿。
“委屈个屁。”她声音软了点,“我妈病着,我都没喊过委屈。这点闲话,风一吹就散了。”
夜里,炉火幽幽的,我改作文改到十一点。
春杏写了篇新的:《我的后坡》。写她后坡有棵老柿树,秋天叶子红了,她跟弟弟拿竹竿打柿子,掉一地,软的甜,硬的涩。奶奶说,涩的搁麦糠里捂几天,也就甜了。
我在本子上写:“春杏,人跟柿子一样。刚来乍到,都带点涩。捂一捂,就甜了。”
放下笔,听见窗外风声里,隐约有谁在唱。
是方红梅。她在自己屋里,拿嗓子轻轻哼:“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跑调跑得厉害,可那调子,暖。
我裹着棉袄,在炉边睡着了。
四、雪夜家访
十二月初,下第一场雪。
初三要摸底考,可初二(2)班一个叫石头的孩子,连着三天没来。
石头十二岁,爹瘫痪在床,娘带着妹妹去邻县摘棉花,他留在家照顾爹,顺便放羊。这孩子数学奇差,语文却有点灵气,写过一句:“雪落在手背上,像娘的手,凉了,又收回去。”
我跟方红梅说了。她把数学卷子一夹:“走,家访。这雪天,孩子别冻坏了。”
我们俩踩着雪,出了校门往西沟走。
八里地,雪没脚踝。方红梅穿了件旧军绿棉大衣,把辫子塞进领子里,手里拿根木棍探路。我打着手电,光柱在雪幕里划来划去。
“方老师,你穿这么少不冷?”
“我肉厚。”她踩得雪嘎吱响,“再说,心里有火,冻不透。”
西沟是深山坳,几户人家,灯像豆粒。石头家在最里头,三间土坯房,窗纸破着,门帘是麻袋片。
推门进去,一股热气混着药味、羊膻味、土炕味。
石头他爹瘫在炕上,半边身子不能动,看见我们,眼圈红了:“老师……娃放羊去了,说雪大,羊不肯走,他去后梁找。”
方红梅把怀里揣的俩馒头塞给老人:“叔,先垫垫。石头呢?”
“后梁。天黑了该回来了。”
我们转身又要往山上走。老人哆嗦着拽住方红梅袖子:“那梁上夜里有狼……老师,对不住,娃命苦,书怕是念不成了。”
方红梅反手攥住老人的手,声音不高,却稳:“叔,你放心。书,他得念。狼,有我挡着。”
雪更大了。
我们打着手电往后梁爬。风像刀子,我搀着她,她摔了一跤,大衣沾满雪,爬起来骂了句粗话,继续走。
后梁上,羊群缩在背风石崖下。石头抱着只小羊羔,缩成团,脸冻得紫红,看见我们,愣住:“孙老师?方老师?你们……咋来了?”
方红梅二话不说,把大衣脱了裹住他,自己只剩件薄袄,一把将他揽过来:“走,回家。羊明天再找,命今天得保。”
石头哭了,眼泪在脸上冻成冰道子:“方老师,我算不出题,我不想念了。我爹离了我就没饭吃。”
“算不出题,我教你。”她声音哑了,“你爹的饭,咱轮流管。柳河乡中学,不丢任何一个娃。”
那晚,我们牵着羊,搀着石头,摸黑回村。雪地上四行脚印,两深两浅,歪歪扭扭,像一篇没写完的作文。
石头他爹看见儿子回来,在炕上磕着头,说不出话。
方红梅把锅刷了,拿带来的挂面下了三碗汤面,一人一碗。没油,没蛋,就一点咸菜末。石头端着碗,吃得吸溜吸溜,眼泪掉进碗里。
出来时,雪停了。月亮照在雪原上,白得刺眼。
我俩往回走。她冻得直哆嗦,我脱下棉袄披她肩上。她没推。
“孙志远,”她牙齿打颤,“你刚才看见没,石头他爹磕头那一下,我脊梁骨都是麻的。”
“看见了。”
“我妈当年也这样。我爸刚走那年,她带着我跪过校长门,求学校收我。那时候我就发誓,将来我要是当了老师,绝不让孩子因为穷,把书扔了。”
雪路滑,她趔趄一下,我伸手扶住。
她没挣开。
两个人,披着一件棉袄,在雪地里慢慢走。呼出的白气,在月光里缠在一起,散不开。
“方红梅,”我低声说,“等我攒点钱,我给你买件新棉袄。”
她“噗”地笑了,冻红的鼻头皱起来:“谁要你买。等你先把自己饭量养明白再说。”
可她没把棉袄还我。
一路穿过大半个柳河乡,快到校门时,她停下,把大衣裹紧,仰头看雪后那弯月。
“孙志远,你记着——”她说,“咱教的不只是语文数学。咱教的是,这世上有人信他、等他、不放弃他。”
我点点头。
那晚之后,石头回学校了。每天放学说完,先跑西沟喂爹,再摸黑回校上晚自习。方红梅给他开小灶,我给他补作文。
他后来写作文,写那场雪:“雪把山捂白了,可老师把我心里的雪,刨开了。”
五、春杏的家
开春三月,冰雪化了,柳河乡满地泥。
春杏有半个月没交作文。上课老走神,眼睛肿着。
我问她,她低着头不说话。下课后,我找方红梅商量。
“春杏奶奶前周摔了,卧床。”方红梅皱眉,“她家那点地没人种,她想退学,回去侍弄庄稼。”
“退学?”我猛地站起来,“她成绩上来了,上次作文全班第二!”
“上不来的是命。”方红梅叹气,“她叔来学校说过,女孩子念啥书,早点回去喂猪、嫁人,换笔彩礼,给她弟娶媳妇。”
我听得胸口发堵。
第二天礼拜六,我们俩没回城,往春杏家去。
春杏家在柳河村东头,两间土房,院墙塌了半截,拿玉米秆扎着。奶奶躺在炕上,腰上绑着木板,见我们来,浑浊的眼睛一下子湿了。
“老师哎,俺耽误孩子了……俺这把老骨头,不中用了。”
春杏蹲在灶前,拿树枝拨火,脸让烟熏得黑一道白一道。
方红梅坐到炕边,攥着老人的手:“婶子,春杏不能退。这娃是块读书的料,糟践了,可惜。”
“方老师,不是我不疼她。家里没劳力,地荒着,秋后连口粮都没收成,拿啥供她?”
我开口了:“地,我们帮种。春杏下午来上课,早上和傍晚干活,误不了。学费先欠着,我俩先垫。”
老人愣住,嘴唇抖着,半天说出一句:“哪有这道理……老师管教书,哪能管种地。”
方红梅笑了:“婶子,柳河乡的老师,不光教书。谁家锅凉了,咱添把柴;谁家门歪了,咱扶一把。这道理,是我们自己立的。”
从那天起,我们俩成了春杏家的“长工”。
每星期三下午没课,我扛把锄头去她家地里翻土,方红梅带着春杏点种子。她大衣一脱,挽起袖子,抡锄头比我还利索。
“我姥爷是庄稼把式,”她抹着汗说,“我小时候跟着种过地。你个县城娃,别装内行,苗跟草都分不清。”
我确实分不清。头回锄地,把半垄菠菜当杂草锄了。她气得拍我后脑勺:“孙志远!那是菜!你锄的是春杏她奶的命根子!”
我摸着脑袋嘿嘿笑:“下次认得了。”
她白我一眼,蹲下去把没锄断的苗一棵棵扶起来,培上土,动作轻得像哄孩子。
春杏在旁边看着,忽然说:“方老师,孙老师,我一定好好念。”
方红梅揉揉她脑袋:“念。念出个名堂,让你奶直起腰来。”
那天傍晚,我们收工往回走。夕阳把柳河染成酱红色,渠水里漂着碎桃花。她累得一路没说话,走到校门口,忽然腿一软,我下意识揽住她腰。
她身子沉,肉实实的,靠在我臂弯里,额头沁着汗,闭着眼喘了口气。
“方红梅?”
“别叫,”她眼皮都不抬,“让我缓三秒。就三秒。”
三秒过去,她睁开眼,站稳,把大衣从我手里扯回去,理理辫子,又变回那个嗓门敞亮的方老师。
可我手臂上,还留着她腰间的温度。
那温度,比煤炉烫,比月光软,比春杏家灶膛里的火,更往人骨头里钻。
六、夏天的雨
1994年入夏,雨多。
柳河乡连着下了七天雨,操场成了泥塘,煤渣路泡得发黑。教室漏雨,拿脸盆接,一堂课能听见四五处滴答声。
六月底,中考前最后一次模拟。
方红梅带的那三个班,数学平均分比上次提了十一分。我带的语文,作文平均分第一次过了及格线。何主任在教师会上破天荒拍了回巴掌:“行,咱柳河乡,要冒烟了。”
可“冒烟”之前,先来了场祸。
七月初一夜,暴雨。
雷劈在操场上,像把天撕开。我半夜被雨声惊醒,听见外面有人喊:“进水了!进水了!”
披衣冲出去,雨水没过脚踝。后墙根排水沟堵了,水往宿舍灌。赵伯拿铁锹在雨里刨,何主任指挥人搬书。
方红梅从西头跑来,浑身湿透,大衣贴在身上,辫子滴着水,手里抱一摞数学作业本,塑料布裹着。
“先搬初一那间!”她吼,“里面全是期末卷子,泡了孩子们白忙活!”
我们几个年轻老师跳进齐膝的水里,把教室的桌椅、书本往高处挪。雨砸在脸上,睁不开眼。方红梅踩着泥,一趟趟扛着纸箱跑,摔了两回,爬起来接着干。
有回她滑倒在泥里,我冲过去拉她。她手里还死死护着那摞本子。
“方红梅!松手!先起来!”
“松不了,”她喘着,笑得狼狈,“这里面有石头算对的最后一道大题,他改了八遍,我答应给他贴墙上。”
我一把把她拽起来,泥水顺着她下巴往下淌。她靠着我,浑身发抖,可怀里那摞本子,一滴水没渗进去。
那晚忙到凌晨三点。雨停时,天边泛白。大家瘫在走廊上,泥人似的。
赵伯煮了一大锅姜汤,一人一碗。方红梅捧着碗,手指冻得发白,喝一口,呛得咳起来。
我挨着她坐下,把干毛巾搭她肩上。
“方老师,”我低声,“你图啥。”
她看着手里那碗姜汤,热气糊了眉眼。
“我图石头那道大题,图春杏那篇作文,图王铁蛋哪天别把小数点点错。”她顿了顿,“也图……有这么个人,肯在暴雨里拉我一把,不嫌我沉。”
雨后的柳河乡,泥土味冲鼻子。天慢慢亮了,操场上积的水,映着一线霞光。
我侧过身,手指碰到她搁在膝盖上的手。
她没躲。
两只泥巴手,在晨光里,悄悄攥到了一块儿。
七、县里来的调令
八月,暑假前。
这天中午,邮差骑着绿自行车进校门,扔给我一封信。
牛皮纸信封,落款“县教育局”。
我拆开,看了一遍,又看一遍。
县一中缺语文老师,点名要我回去。转正编制,县城分房,工资涨一档。
条件是:九月一号报到。
我把信压在桌上的字典底下,没吭声。
方红梅来叫我吃饭,看见我脸色,凑过来:“咋了?谁欠你馒头了?”
我把信递给她。
她看完,表情一点点静下去。没笑,没恼,把信折好,放回我桌上。
“好事。”她说,“你本该去那儿。”
“我没说去。”
“那你犹豫啥。”她靠在门框上,辫子垂在胸前,“孙志远,柳河乡留不住你。你早晚得走。这地方穷,苦,连工资都拖。你回县里,是正道。”
“你让我问过自己没有?”我站起来,“我来了快一年了。石头、春杏、王铁蛋……这些人,我撒手就走?”
“他们不光有你一个老师。”她声音硬了,“我还在。我不走。”
“你为啥不走?”
“我跟你说过了。”她盯着地面,“我妈在这儿,我的根在这儿。可你不一样。你是从外头来的,你不能为了我,把自个儿的前程摞泥里。”
她转身要走,我一把拉住她手腕。
“方红梅,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我舍不得这儿。”
她眼眶一下红了,使劲甩开我:“舍不得就别走啊!又没人拿绳捆你!可你别拿我当理由,我担不起。”
她走了。棉袄早换成了蓝布褂,背影在日头底下显得单薄。
那几天,我像丢了魂。
何主任找我谈话:“小孙,这机会千载难逢。县里多少人削尖脑袋进不去。你别犯糊涂。”
我妈也托人捎话:“志远,回去。妈年纪大了,你姐嫁了,我一个人冷清。你回县城,离妈近。”
我夜里睡不着,去操场转。
老铁轨还在,单杠还在。我蹲在当初遇见她的位置,地上连个馒头渣都没有。
第三天夜里,方红梅在后窗敲我。
“出来。”
我出去,她站在柿子树下,手里拎着个小布包。
“给你妈捎的。”她把包塞我怀里,“一罐咸菜,我妈腌的,说让阿姨尝尝柳河乡的味儿。还有这,后墙根最后两个柿子,捂软了,甜。”
我抱着布包,喉咙发紧。
“方红梅,我要是真走了,你咋办。”
“我咋办?”她仰头看看柿子树,“接着教啊。种菜、腌咸菜、敲你留的那只炉子,给下一拨饿肚子的年轻老师分半块馒头。”
“我不会留你等。”
“谁让你留了。”她声音轻下去,“孙志远,我方红梅不是那类人。你走,我祝你往前奔。你留,我陪你接着熬。可你自己得想明白——别回头怨我。”
风把她的辫梢扫过我手背。
我忽然伸手,把她揽进怀里。
她没挣扎,脸贴在我胸前,棉布褂子透着凉,后背却微微发烫。
“我不走。”我听见自己说,“信我一次。”
她在我怀里,肩膀抖了一下,没出声。
过了好久,她抬起头,眼圈红红,鼻头也红,却笑了。
“那馒头得还。你欠我半块,利滚利,这辈子别想还清。”
“不还了。”我说,“连我一块儿给你。”
月亮从柿子树杈里漏下来,照着两个泥巴味没褪干净的人。
柳河的夏夜,虫声沸得像一锅粥。
八、留下的人
九月初一,我没去县里报到。
何主任气得半天没说话,末了拍拍我肩:“小孙,你这步棋,外人看是傻。可柳河乡的娃,记你一辈子。”
我给县局回了信,婉拒。信纸上就一句话:“学生未毕业,老师不先走。”
方红梅看完,撇嘴:“酸。你这语文老师,连拒绝人都掉书袋。”
可她转过身,偷偷笑了。
那年秋天,学校调来两个新老师,一男一女,都二十出头,城里分下来的。男的姓周,教物理;女的姓林,教英语,细胳膊细腿,第一天踩着高跟鞋陷进泥里,拎着鞋哭了一场。
当晚就饿。
半夜里,周老师敲我门:“孙哥,有吃的没?”
我还没开口,后窗“笃笃”两声。
方红梅的声音:“孙志远,把窗台上那笸箩馒头分两个,别全给。新来的得先挨顿饿,才懂柳河乡的规矩。”
我掀开窗,笸箩里码着六个凉馒头,盖着干净屉布。
新老师啃着馒头,眼圈发热。
林老师小声问:“方老师,您……一直这么管我们?”
方红梅抱着手臂,站在月光里,圆脸,粗辫子,棉袄换成了夹袄,身板敦实,眼神敞亮。
“不是管你们。”她说,“是告诉你们——到这儿,别端着。肚子会饿,脚会泥,心得热。热了,啥苦都能捂化了。”
周老师闷头啃完,忽然站起来,朝她鞠了一躬。
方红梅慌了:“哎哟我的老天,别鞠躬,我背不动。赶紧吃,吃完把后墙根那畦萝卜浇了,算拜师礼。”
我们都笑了。笑声撞在平房墙上,弹回来,混着煤渣味、皂角味、新冒芽的萝卜缨子味。
那年冬天,我妈从县里来看我。
她站在操场边,看方红梅领着一群孩子扫雪,看她蹲在地上给王铁蛋系鞋带,看她把春杏冻裂的手攥在怀里捂。
晚上,妈跟我坐炉边,叹了口气。
“志远,这姑娘,不是顶好看的那路。”
“妈,”我笑,“她圆,可她暖。冬天贴着她胳膊睡,不用生炉子。”
妈瞪我一眼,又笑,从包袱里掏出件新棉袄:“我瞅她那件大衣都洗得泛白了。给她,别说是我给的,就说你买的——你那点工资,买不起这么厚实,我懂。”
我拿新棉袄给方红梅,她拎着掂了掂:“这得多少钱?你攒半年馒头钱吧。”
“我妈给的。”我老实招了。
她低头不说话,把脸埋进新棉袄领子里,蹭了蹭,声音闷闷的:“替我谢谢阿姨。我跟她说不出客套话,我心里记着。”
1995年春天,方红梅她妈走了。
肺心病,熬了多年,走的时候很安静。
那几天方红梅没掉泪,照常上课、查寝、改作业。直到葬完那天傍晚,她来我宿舍,进门就瘫在椅子上,炉火映着她肿着的眼。
“我妈最后那阵,拉着我说——红梅,别守着柳河熬成老姑娘。可她转头又跟春杏她奶说,我闺女是柳河的灯,灯不能灭。”
她说着,终于哭出来,肩膀一抽一抽,像攒了一冬的雪,终于塌了。
我蹲下去,把她揽在怀里。她脸埋在我胸口,泪洇湿我棉袄前襟。
“孙志远,我咋这么累。”
“累就靠会儿。”我摸着她粗硬的发辫,“我这儿,能靠一辈子。”
她在我怀里睡了一觉。炉火噼啪,窗外柳河的风,吹着吹着就软了。
九、灯
1996年,石头考上了县高中。
那天录取通知书寄到,他光着脚跑进校门,举着信封满操场转圈,边跑边喊:“方老师!孙老师!我中啦!”
方红梅在菜地浇粪,扔了瓢就跑出来,一把抱住他,溅了一身粪点子也不管。
“好小子!老子没白教你小数点!”
石头比她还高半头了,哭得鼻涕满脸:“方老师,要不是你,我早放羊去了。”
春杏也考上了。她奶奶拄着拐杖,挪到操场,拉着方红梅的手,跪不下去,就那么攥着,哆嗦着说:“恩人哪……”
方红梅扶住老人:“婶子,别叫恩人。叫老师就行。老师该的。”
那年老校庆,没钱,不搞排场。赵伯把那截老铁轨擦得锃亮,挂在廊檐下。老师们在操场支了三口大锅,炖白菜、蒸馒头、煮绿豆汤。
学生从四面八方回来,有的在县里念书,有的已经外出打工,有的在镇上开了店。他们挤在煤渣操场上,听校长讲话,听何主任念名字,听方红梅代表老教师发言。
她站在单杠前,圆脸盘,风把辫子吹到一边,穿我妈给那件棉袄,袖口磨得起了球。
“我来柳河乡,第七年。”她说,“没干过啥大事。就是教娃认字,给饿的塞馒头,给冻的生炉子,给想退学的,把路往回拽一拽。”
“有人问我图啥。我图咱柳河乡的夜里,不是黑洞洞的。图每间教室亮着灯的时候,里头坐的人,知道有人信他。”
“这灯,不是我一个人点的。是孙老师,是何主任,是赵伯,是每一个没走的、没放弃的人,一起点的。”
“柳河乡穷过,可咱没让它瞎着。”
她说完,底下先静了一瞬,然后掌声炸起来。石头在人群里喊了一嗓子:“方老师万岁!”全场笑,又鼓。
我站在最后一排,手拍得生疼。
七年了。
煤渣路变成了碎砖路,教室换了塑料窗,老铁轨还挂着,敲起来声音依旧又闷又亮。
我头发长了,脸上有了风霜。她圆脸依旧,只是眼角添了细纹,笑起来还是咯咯的,在空荡荡的操场上,特别敞亮。
晚上,人散了。我们俩又蹲回单杠底下。
月亮白得像当年。
她从棉袄兜里摸出半块馒头——这回是热的,拿毛巾裹着。
“孙志远,还饿不?”
我看着她,忽然笑了:“饿。可不缺馒头了。”
“缺啥?”
“缺你。”
她把馒头塞我嘴里,自己咬了另一半,含含糊糊骂了句:“没正形。”
可她靠过来,肩膀贴着我肩膀,馒头渣掉在裤腿上,也没拍。
月亮照着柳河乡,照着那截老铁轨,照着后墙根那棵老柿树,照着两个从年轻熬到笃定的人。
很多年后,石头成了镇上的小学老师。春杏念完师范,回柳河乡中学教语文。
有回她带学生写作文,题目是《我身边的灯》。
一个娃娃写:“我们孙老师和方老师,像操场边那两盏不灭的灯。一个亮在书上,一个亮在心里。”
方红梅看到这句,拿红笔在底下写:“灯不是不灭,是一茬一茬,有人接着点。”
她把作文本拿给我看。
我戴上老花镜,看了两遍,没说话,只把她的手攥紧了。
窗外,柳河乡的月亮,又圆了。
尾声
1993年那个秋夜,我饿醒,蹲在操场,遇见一个圆脸、粗辫子、手里攥着半块馒头的女教师。
她把馒头掰给我,也把柳河乡的苦和暖,一并递给了我。
后来我们没惊天动地,没大富大贵。
就在煤渣操场上,敲着老铁轨,守着一排排平房,把一批批娃,从泥里、雪里、雨里,一个一个,送过桥,送上山,送到有光的地方。
她至今还爱在半夜蹲操场啃馒头,说我永远学不会过日子。
我至今还爱在饿的时候,敲她后窗。
窗里递出来的,从来不止馒头。
是命,落在穷地方,还能被另一个人,捂热。
柳河乡的月亮,年年照旧。
灯,一直亮着。
十、新来的风
1997年春天来得晚。
柳河乡的桃树在三月底才冒出花苞,后墙根的柿子树发了新芽,操场边的野草从煤渣缝里钻出来,嫩绿嫩绿的,像一群探头探脑的学生。
开学第三周,何主任在例会上宣布了一个消息。
“上面要搞‘普九’验收。”他拿烟头点了点桌上那份红头文件,“今年年底前,全乡适龄儿童入学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咱们乡还有三十多个娃没进学堂,分散在西沟、南岭、后洼三个片区。学校要组织老师挨家挨户动员。”
会议室里一片叹气。
“何主任,那几家我都去过。”教物理的周老师挠头,“有的家里实在穷,娃得放牛;有的爹妈在外头打工,娃跟着走;还有一家,说念书没用,不如早点学手艺。嘴皮子磨破了,人家就是不松口。”
何主任把烟掐灭:“我知道难。可这是硬任务。完不成,明年经费砍一半,连粉笔都得数着根用。”
方红梅坐在角落里,一直没吭声。她手里转着一支红笔,目光落在窗外那棵刚发芽的柿子树上。
会后,我跟她并肩走在操场上。
“你怎么想的?”我问。
“能怎么想。”她踢了一脚煤渣,“去呗。又不是没去过。西沟那几家,我熟。石头家隔壁还有个丫头,九岁了,没上过学。去年我去过两回,她爹说丫头要帮家里做饭,走不开。”
“这回呢?”
“这回……”她站住,看着我,“这回我打算住那儿。不把人带回来,我不回来。”
我愣了:“住哪儿?西沟那条件,连间像样的空房都没有。”
“石头家隔壁有个废弃的牛棚,收拾收拾能住人。”她说得很平静,“我打听过了。那丫头的爹叫刘老三,是个犟驴。可他怕我。上回我去,他在院子里磨刀,我站门口跟他讲了两个小时政策,他刀磨完了,我还没走。最后他进屋给我倒了碗水。”
我忍不住笑了:“你这是要打持久战。”
“持久战就持久战。”她拍了拍身上的粉笔灰,“反正我这个人,别的没有,就是倔。跟柳河乡的石头比,我比它们还硬。”
那天晚上,我帮她收拾行李。
一个帆布包,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本数学教材、一支手电筒、一包蜡烛、一盒火柴、半瓶风油精。她又往包里塞了几个凉馒头和一罐咸菜。
“你这一去,至少得一周吧?”我把包拎起来试了试重量。
“不一定。”她把毛巾叠好塞进去,“刘老三要是松口,三天就回。他要是不松,我就跟他耗着。”
“我跟你一起去。”
她抬头看我,愣了一下:“你去干啥?你还有两个班的课。”
“我跟何主任调课。后洼那几家归我,西沟归你。咱俩分工,效率高。”
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嘴角慢慢翘起来:“孙志远,你是不是怕我一个人在那儿饿死?”
“我怕你把人家的牛棚点着了。”我接过她的包,背到自己肩上,“走吧,趁天还没黑透。”
她没再说什么,跟在我身后,锁了宿舍门。
月亮刚从东山冒出来,淡淡的,像一片薄冰。
十一、西沟的牛棚
西沟比我想象的还要偏。
从学校出来,沿着一条土路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翻过两道山梁,才看见零零星星几户人家的灯火。石头家在西沟的最深处,再往里走,就没有路了。
刘老三的家在石头家斜对面,三间土坯房,院子用树枝围了一圈。隔壁果然有一个牛棚,土墙塌了一半,顶上盖着茅草,风一吹,簌簌往下掉渣。
方红梅站在牛棚前,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还行,比我预想的好。起码四面墙有三面是完整的。”
“这叫还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棚子连牛都嫌弃,你打算住这儿?”
“牛嫌弃,是因为牛有更好的去处。”她弯腰钻进棚子,在里面转了一圈,出来时头上顶着蜘蛛网,“收拾收拾,能住。你把包放下,去石头家借把扫帚。”
我站着没动。
她回过头:“愣着干啥?天都快黑了,再不收拾,今晚咱俩只能蹲在外面喂蚊子。”
“咱俩?”我抓住了她话里的重点,“我也住这儿?”
“不然呢?”她一脸理所当然,“你送我过来,难道还摸黑走回去?山路你又不熟,摔了算谁的?”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发现她已经开始动手清理棚子里的杂物了。她把一堆烂稻草抱出来,又把几块碎砖码到墙角,动作利落,不带一丝犹豫。
我只好叹口气,转身往石头家走去。
石头他爹听说我们要住在牛棚里,急得差点从炕上滚下来:“那咋行!那棚子连个门窗都没有!老师,你们住我家!我跟石头挤一挤,腾一间出来!”
“叔,您别忙。”方红梅已经端着一盆水过来了,“我们就住几天,不打紧。您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借我一口锅,再借我一床褥子,就行了。”
石头他爹拗不过她,只好让石头搬来一口小铁锅、一床半旧的棉被,又拎来一壶热水。
天黑下来的时候,牛棚总算有了点人样。
方红梅在棚子中间挖了个浅坑,架上铁锅,生了堆火。火光把土墙映得忽明忽暗,烟从棚顶的破洞里钻出去,在夜空中散成淡淡的一缕。
我们俩坐在火堆两边,中间隔着一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锅。锅里煮着从石头家借来的挂面,加了几片咸菜,香味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
“没想到,咱俩第一次‘同居’,是在牛棚里。”她用筷子搅了搅面条,语气里带着调侃。
“你这话说得,好像咱俩以后还会有更好的地方似的。”
“那可说不定。”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火光在她眼睛里跳动,“等咱俩老了,说不定能在县城买个小房子,有窗户,有阳台,阳台上还能种两盆花。”
我被她这句话弄得心里一暖,嘴上却说:“你想得倒远。”
“不远。”她低下头,捞了一筷子面条,“八年了。再过八年,我就四十了。到时候要是还住牛棚,我这辈子也太亏了。”
我没有接话。火堆里啪地爆了一个火星,落在她的袖口上,她随手拂掉,像拂掉一粒灰尘。
吃完面,她靠着土墙坐着,双手抱着膝盖,望着棚顶那个破洞外的夜空。
“孙志远,你说,这些孩子,为什么不上学?”
“穷呗。”我简单回答。
“不只是穷。”她摇摇头,“是看不见。他们不知道念了书能干什么。在他们眼里,念三年书和念六年书,结果都一样——回来种地、放牛、嫁人。既然一样,为什么要费那个劲?”
“所以你觉得,咱们能让他们看见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
“看见另一种活法。”她轻声说,“哪怕只有一点点。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放牛、种地、嫁人,还有别的事可以做。哪怕做不到,至少要知道有。”
火光渐渐暗下去。我把最后一根柴添进去,火苗重新蹿起来,照亮了她的脸。
那张圆圆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不是疲惫,不是倔强,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十二、刘老三的刀
第二天一早,方红梅就去敲刘老三的门了。
我躲在牛棚里,透过门缝往外看。刘老三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黑瘦,脸上皱纹像刀刻的,一双眼睛浑浊而警惕。他手里果然拿着一把镰刀,正在院子里修理一根锄头柄。
方红梅进了院子,他也不招呼,自顾自地干活。
“刘大哥,我又来了。”方红梅在他面前蹲下,语气平和得像在聊家常。
“你来一百回也没用。”刘老三头也不抬,“我家丫头不念书。”
“我能问问为啥吗?”
“为啥?”他终于抬起头,镰刀在手里颠了颠,“念书要钱。课本要钱,本子要钱,铅笔要钱。我家连买盐的钱都要掂量着花,哪来的钱供她念书?”
“课本和本子,学校可以免一部分。铅笔我可以给她。”
“免了也不行。”刘老三把镰刀往地上一插,“她娘走得早,家里就我跟她两个人。她走了,谁给我做饭?谁喂鸡?谁收拾屋子?”
“她可以去上学,早上做好饭再去,放学回来再做。耽误不了多少工夫。”
“耽误不了?”刘老三冷笑一声,“你试试看。来回路上就得一个多钟头,再加上上课,回到家天都黑了。她一个小丫头,走那么远的山路,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
方红梅没有急着反驳。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刘大哥,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你家丫头的午饭,我包了。每天中午,我在学校给她留一份。放学我送她到村口,保证她安全到家。至于家里的活,早上她可以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干,晚上我陪她一起回来,帮她干完再走。”
刘老三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这个女人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你……你图啥?”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不图啥。”方红梅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我就图你家丫头,将来有一天,能自己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而不是像她爹一样,一辈子困在这山沟里,连把像样的镰刀都买不起。”
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戳中了刘老三的心窝子。
他的脸色变了,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方红梅没有逼他,转身走出了院子。
回到牛棚,她坐下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怎么样?”我问。
“有戏。”她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他没当场轰我走,说明他动心了。接下来就是磨,看谁先撑不住。”
接下来的三天,方红梅每天都去刘老三家报到。
第一天,她帮刘老三修好了院子的篱笆。第二天,她教刘老三的丫头认了五个字——“一、二、三、人、大”。第三天,她带了一包红糖去,给刘老三煮了一碗红糖水。
第四天傍晚,刘老三终于松口了。
他站在院子里,看着蹲在地上教他女儿写字的方红梅,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下周一,我带她去学校报到。”
方红梅抬起头,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刘大哥,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刘老三别扭地别过头去:“别高兴太早。要是她跟不上,我还是要把她带回来的。”
“放心。”方红梅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只要她肯学,我就有办法让她跟上。”
那天晚上,我们在牛棚里煮了一锅面条当庆祝。方红梅特意多放了一片咸菜,算是加餐。
“你知道吗,”她吸溜着面条,含含糊糊地说,“每说服一个家长,我就觉得,自己又多活了一年。”
“那你现在至少能活到一百二十岁。”我算了算,“加上之前的,你已经说服了十几个了。”
她被我逗笑了,差点把面条喷出来。
“孙志远,你这个人吧,平时看着木讷,关键时刻还挺会说话的。”
“跟你学的。”我把碗里的面条拨了一半给她,“多吃点,明天还要去后洼呢。”
十三、后洼的雨
后洼比西沟更远,也更穷。
那里只有五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干涸的河沟两侧。其中三户的孩子已经到了入学年龄,却一个都没上过学。
我和方红梅分工:她去最远的两家,我负责最近的这三家。
我去的头一家,情况还算顺利。那家的男人在外面打过几年工,知道识字的好处,我一说他就同意了。第二家稍微费了点口舌,但最终也点了头。
第三家,是一对老夫妻带着孙子过。孩子的爹妈在外面打工,好几年没回来了,连封信都没写过。老两口年纪大了,管不住孩子,也不想管。
我到的时候,那个叫小虎的男孩正光着脚在河沟里抓泥鳅,浑身上下糊满了泥巴,像个泥猴。
我蹲在河沟边上,看着他抓了半天泥鳅,才开口:“小虎,想不想去上学?”
他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上学有啥好的?”
“上学可以认字。认了字,就可以给你爸妈写信。”
他愣了一下,手里的泥鳅滑走了也没察觉。
“我……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那就更要学了。”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一些,“学了字,你就可以写一封长长的信,贴一张大大的邮票,不管他们走到哪儿,都能收到。”
他低头想了很久,然后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了一点光:“真的吗?”
“真的。我保证。”
他扔掉手里的泥巴,从河沟里爬上来:“那我啥时候能去?”
“下周一。到时候我来接你。”
那天傍晚,我回到临时住的村委会办公室,方红梅已经回来了。她坐在门槛上,裤腿湿了半截,头发上沾着雨水。
“你那边怎么样?”我问。
“搞定了一家。”她揉了揉膝盖,“另一家死活不同意,说女娃念书没用,不如在家学绣花。我明天再去一趟。”
“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不好走也得走。”她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你先回去吧,别耽误明天的课。我在这儿再待两天。”
“你一个人?”
“一个人怎么了?”她挑眉,“我又不是没一个人在山里住过。你放心,我命硬,死不了。”
我当然不放心。但我了解她的脾气,一旦决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只能叮嘱她注意安全,然后趁着天还没完全黑透,往学校赶。
走到半路,雨下大了。
山路变得又滑又泥泞,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好几次差点摔倒。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淋成了落汤鸡。
第二天一早,我上完两节课,正准备去后洼找她,她却自己回来了。
她出现在校门口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浑身上下都是泥,脸上还有一道血痕,像是被树枝刮的。
“你怎么搞成这样?”我赶紧迎上去。
“没事,下山的时候滑了一跤。”她摆摆手,语气轻描淡写,“不过值了。那家同意了。”
“真同意了?”
“同意了。”她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我跟他们说,女娃学会算账,将来嫁人了不会被婆家骗。她爹一听,立马点头。”
我看着她满脸泥巴还笑得灿烂的样子,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方红梅,你真是个疯子。”
“疯就疯吧。”她从我身边走过,留下一串泥脚印,“反正柳河乡这地方,正常人也待不住。”
十四、春天的考试
普九验收的日子定在了十一月中旬。
在此之前,学校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整理学籍档案、统计入学率、准备汇报材料。何主任把这些任务分给了几个年轻老师,方红梅和我负责西沟和后洼片区的数据。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加班。
办公室里堆满了表格和文件,方红梅戴着老花镜(她这两年视力下降了不少,却死活不肯承认),趴在桌上核对数字。我在旁边誊写材料,钢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
“孙志远,你把这个数再算一遍。”她把一张表推过来,“我怎么觉得不对。”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没错,西沟片区适龄儿童十七人,已入学十六人,入学率百分之九十四点一。”
“差零点九个百分点。”她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还有一个是谁?”
“刘老三隔壁的二丫。她妈带着她在外面打工,户口还在西沟,人不在。”
“能不能联系上她妈?”
“联系不上。电话没有,地址也没有。”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眼镜重新戴上:“那就先这么报。等验收组来了,咱们如实说明情况。”
十一月中旬,验收组如期而至。
带队的是一个姓陈的科长,四十多岁,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很严肃。他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把学校的档案翻了个遍,又实地走访了几户人家。
傍晚,验收结果出来了。
“柳河乡初级中学,普九各项指标基本达标。”陈科长在总结会上说,“入学率百分之九十五点三,巩固率百分之九十八,合格率百分之九十一。不错,尤其是西沟和后洼两个片区,能做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何主任松了一口气,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但陈科长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的心又提了起来。
“不过,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你们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全校九个班,只有十二个老师,其中还有两位是代课的。按照标准,至少需要十五个。这个问题,你们要想办法解决。”
何主任连连点头:“陈科长说的是,我们已经在跟县里申请了。”
“申请是一回事,能不能批下来是另一回事。”陈科长合上文件夹,“我的建议是,你们可以自己培养。比如,从优秀的毕业生里选拔一些,定向培养,毕业后回来任教。”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
方红梅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十五、种子的计划
陈科长走后,方红梅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琢磨“定向培养”这件事。
“石头可以。”她掰着手指头算,“他现在在县一中读高二,成绩中等偏上。等他毕业了,如果能考上师范,回来教数学,正好接我的班。”
“石头还有两年才毕业呢。”我提醒她。
“两年很快的。”她不以为然,“春杏也可以。她语文底子好,将来回来教小学,正合适。还有王铁蛋,他虽然数学不行,但体育特别好,可以回来带体育课。”
“王铁蛋才初二,你想得也太远了。”
“不远。”她认真地看着我,“孙志远,你有没有想过,咱俩不可能在这儿待一辈子。总有老的一天,总有走不动的一天。到时候,谁来接替咱们?”
我被她问住了。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在柳河乡一天,就把这一天的事做好。至于以后,以后再说。
但方红梅不一样。她已经在想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事了。
“我想好了。”她说,“我要在柳河乡建一个‘种子计划’。每年从毕业生里挑几个好苗子,重点培养,送他们去读师范。毕业之后,让他们回来教书。这样,就算咱俩走了,柳河乡的学校也不会垮。”
“这个计划,你打算怎么实施?”
“先从石头开始。”她胸有成竹,“我跟他谈过了,他说他想考师范。他爹也同意。唯一的问题是——学费。”
“差多少?”
“三年师范,学费加生活费,至少要两千块。他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能拿出五百就不错了。”
两千块,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八十多块,方红梅比我多一点,也不过一百出头。不吃不喝,也得攒一年多。
“我这儿还有点积蓄。”我说,“大概三百块。可以先拿出来。”
“你那点钱留着娶媳妇吧。”她白了我一眼,“我已经想好了,去找何主任商量,看学校能不能出一部分。剩下的,我跟几个关系好的老师说一声,大家凑一凑。”
“何主任会同意吗?”
“会的。”她很有信心,“他是老教育人了,知道培养一个本地老师有多重要。这笔钱,花得值。”
果不其然,何主任听完方红梅的计划,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他从学校的办公经费里挤出了八百块,又发动其他老师捐了五百多块。方红梅自己拿出了四百块,凑够了石头的第一年学费。
石头拿到钱的那天,在学校操场上站了很久。
他对着那面褪色的国旗,深深地鞠了一躬。
“方老师,孙老师,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念,念完了就回来。柳河乡是我的家,我不会走的。”
方红梅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都没说,眼眶却红了。
十六、秋天的柿子
1998年秋天,后墙根那棵老柿子树又挂满了果子。
红彤彤的,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整个后院都照亮了。
方红梅拿竹竿打了满满一篮子,坐在宿舍门口,一个一个地削皮。她要做柿饼,晒干了存起来,冬天当零嘴。
我搬了把小凳子,坐在她旁边,帮她递柿子。
“今年柿子结得真好。”她拿起一个红透了的,在袖子上擦了擦,递给我,“尝尝,甜不甜。”
我咬了一口,汁水在嘴里爆开,甜得嗓子眼都发腻。
“甜。”
“那当然。”她得意地扬了扬下巴,“这棵树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刚来那会儿,它还没我高呢。现在都长这么粗了。”
她用手比划了一下树干的大小,眼里有几分感慨。
“方红梅,你来柳河乡几年了?”
“九年。”她想了想,“不对,到今年冬天,就整十年了。”
“十年。”我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真快。”
“是啊,真快。”她低头削着柿子皮,声音轻轻的,“刚来那会儿,我才二十一岁,什么都不懂。第一次上讲台,紧张得把教案拿反了。下面坐了六十多个学生,齐刷刷地看着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站了足足一分钟,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后来呢?”
“后来我就豁出去了。心想,反正都站上来了,总不能就这么下去吧。于是我就随便翻开一页,开始讲。讲着讲着,就不紧张了。下课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黑板上写错了一个公式,把‘π’写成了‘兀’。学生们也没发现,就那么记了一节课。”
我忍不住笑了:“你这个数学老师,也太不靠谱了。”
“可不是嘛。”她也笑了,“后来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把那个公式给他们纠正过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虎了。每一节课,都提前备得仔仔细细的。”
她把削好的柿子一个一个码在竹筛子上,动作熟练而轻柔。
“孙志远,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没来柳河乡,你现在会在哪里?”
我认真地想了想这个问题。
“可能在县城的某所学校里教书吧。娶一个县城的姑娘,生一个孩子,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周末回我妈那儿吃顿饭,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那样的日子不好吗?”
“好。也没什么不好。”我看着她的侧脸,“但如果那样,我就不会遇见你了。”
她的手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削柿子皮。
“遇见我,有什么好的?”她的声音低了下去,“我这个人,脾气又臭,嘴巴又毒,长得也不好看。还穷。跟我在一起,你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
“可是你会给我留馒头。”
她愣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
“你会在我饿的时候,把最后半块馒头掰给我。”我继续说,“你会在冬天给我送煤炉。你会在大雨里护着我的作业本。你会为了一个学生的前途,住进牛棚里。你会为了柳河乡的未来,把自己的积蓄都掏出来。”
“方红梅,你说的那些缺点,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
她手里的柿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没有去捡,就那么看着我,眼眶慢慢地红了。
“孙志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她的声音有点哽咽,“好好的,说这些话干什么。”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握住她的手,“不管你在柳河乡待多久,我都会陪着你。十年也好,二十年也罢。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那些红彤彤的柿子上。
她没有说话,只是反手握住了我的手,紧紧地,像是怕我会突然消失一样。
那天傍晚,我们坐在柿子树下,一直坐到天黑。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她把最后一个削好的柿子递给我。
“吃吧。吃饱了,明天还得去上课呢。”
我接过柿子,咬了一口。
甜的。从舌尖一直甜到心底。
十七、石头回来了
2000年夏天,石头从师范学校毕业了。
他是柳河乡中学历史上第一个考出去又回来任教的毕业生。
那天,他背着铺盖卷,站在学校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剃了一个精神的平头。两年不见,他长高了不少,脸上的稚气褪去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稳和自信。
方红梅站在他对面,上下打量了他好几遍,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像个当老师的样子了。”
石头咧嘴一笑:“方老师,我可是严格按照您的标准长的。一米七五,一百三十斤,不抽烟不喝酒,备课认真,对学生耐心。”
“少贫嘴。”方红梅拍了他一巴掌,“先去报到,然后去找何主任领教材。明天你就开始上课,带初一两个班的数学。”
“没问题。”石头挺了挺胸膛,“保证完成任务。”
看着石头走进办公室的背影,方红梅忽然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摇了摇头,“就是觉得,时间过得真快。我第一次见他,他才这么高。”她用手在腰间比划了一下,“瘦得跟竹竿似的,穿着一双露脚趾头的解放鞋,站在教室门口,怯生生地看着我,不敢进来。”
“现在他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是啊。”她的眼里有欣慰,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他长大了,我们也老了。”
“你才三十一,老什么老。”
“三十一还不老?”她摸了摸自己的脸,“你看看我,都有鱼尾纹了。头发也开始白了。以前熬夜备课,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现在熬一晚,得缓三天。”
“那叫成熟。”我一本正经地说,“成熟的女性最有魅力。”
“去你的。”她笑着啐了我一口,“你就会说好听的。”
但她眼角的笑意,却藏都藏不住。
石头的到来,给学校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他年轻,有活力,跟学生打成一片。他的数学课生动有趣,经常穿插一些生活中的例子,让学生们在笑声中掌握了知识。他还组建了一个篮球队,每天放学后带着学生在操场上打球,引得附近的村民都来看热闹。
何主任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小方啊,你这个徒弟,收得好。”他在例会上公开表扬,“咱们学校,就需要这样的人才。以后,要多培养几个像石头这样的。”
方红梅谦虚了几句,但我知道,她心里比谁都高兴。
她曾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柳河乡中学越来越好。不是为了评先进,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走出这片大山。
现在,这个愿望正在一点一点地实现。
十八、春杏的选择
2001年春天,春杏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
她考上了地区师范学校,但与此同时,她也在犹豫要不要去。
“方老师,我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她坐在方红梅的宿舍里,低着头,绞着手指,“我要是走了,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方红梅没有急着劝她,而是给她倒了一杯水,坐在她对面。
“春杏,你奶奶的病,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是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养着。”春杏的眼圈红了,“方老师,我真的不能走。我奶奶把我从小带大,我不能丢下她不管。”
“如果你留下来,你能做什么?”
“我可以种地,可以照顾她。等她走了,我再考虑其他的事。”
“那你的学业呢?”
春杏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学业……可以以后再补。”
方红梅放下水杯,认真地看着她。
“春杏,你听我说。你奶奶把你养大,供你念书,不是为了让你留在她身边种地的。她是希望你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如果你为了她放弃了学业,她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难过。”
“可是……”
“没有可是。”方红梅打断了她,“你奶奶的身体,我可以帮你照顾。我每周去你家两次,帮她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石头也可以帮忙。你只管安心去读书,读完回来,好好报答她。”
春杏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方老师,我……我怎么能让您这样帮我……”
“因为我也是老师。”方红梅握住她的手,“老师的职责,不仅仅是教书,更是育人。我希望你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而不是一个被现实压垮的人。”
春杏哭着点了点头。
那年秋天,春杏背着行李,踏上了去师范学校的路。
临走前,她跪在奶奶面前,磕了三个头。
“奶奶,您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回来,我给您买最好的药,让您长命百岁。”
奶奶躺在床上,枯瘦的手抚摸着她的头发,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去吧,丫头。奶奶等你回来。”
方红梅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悄悄地转过头去,擦了擦眼角。
十九、老铁轨的新声
2002年,学校终于装上了电铃。
赵伯敲了十几年的那段老铁轨,正式退役了。
新电铃安装好的那天,何主任特意组织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他把赵伯请到台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郑重其事地感谢了他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
赵伯站在台上,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何主任,您别这样。我就是一个打杂的,没啥功劳。”
“赵伯,您太谦虚了。”何主任把一面锦旗递到他手里,“您敲了十几年的铁轨,风雨无阻,从未出过一次差错。这份坚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赵伯捧着锦旗,嘴唇哆嗦了半天,最终只说了一句:“谢谢……谢谢大家……”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方红梅站在人群中,用力地拍着手,眼眶湿润了。
“怎么了?”我低声问她。
“没什么。”她吸了吸鼻子,“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赵伯把那截老铁轨从屋檐下取了下来,用砂纸仔细地打磨了一遍,擦得锃亮,挂在了学校荣誉室的墙上。
从此,每当有人走进荣誉室,都会看到那截铁轨,静静地挂在墙上,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着柳河乡中学几十年的风雨变迁。
方红梅有时候会去荣誉室,在那截铁轨前站一会儿。
“你说,如果它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有一次,她问我。
“它会说,‘方红梅,你这个疯婆子,半夜不睡觉,跑到操场上来啃馒头。’”
她被我的话逗笑了,拍了我一下:“你才是疯婆子。”
但笑完之后,她又沉默了。
“孙志远,你说,很多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这截铁轨吗?”
“会的。”我说,“只要柳河乡中学还在,就会有人记得它。”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二十、母亲的谅解
2003年春节,我带方红梅回了县城的老家。
这是我第一次带她见我妈。
一路上,她都紧张得不行。不停地整理衣服,捋头发,问我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你别紧张。”我安慰她,“我妈很好相处的。”
“你当然不紧张,那是你妈。”她白了我一眼,“我这可是第一次见未来婆婆,能不紧张吗?”
我笑了笑,握住了她的手。
我妈早就知道方红梅的存在。这几年,我每次回家,都会跟她提起方红梅的事。说她怎么帮学生,怎么种菜,怎么在牛棚里住了三天三夜,就为了说服一个家长让孩子上学。
我妈听了,总是沉默很久,然后叹一口气:“这姑娘,是个好人。就是命苦。”
我知道,她心里其实一直希望我回县城。毕竟,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老了总希望有人在身边。但她从来没有强迫过我,只是默默地接受了我留在柳河乡的事实。
这一次,我带方红梅回家,就是想让她正式认识一下这个陪伴了我十年的女人。
方红梅站在我家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敲了敲门。
我妈打开门,看到我们俩,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了笑容。
“来了?快进来,外面冷。”
方红梅叫了一声“阿姨”,声音有点发抖。我妈应了一声,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点了点头。
“比我想象的结实。”她说,“在乡下待久了,身体就是好。”
方红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那顿饭,我妈做了满满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炖鸡汤……都是她最拿手的。
方红梅吃得很少,一直拘谨地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妈看出了她的不自在,主动打破了沉默。
“小方啊,我听志远说了你不少事。你是个好老师,也是个好人。志远能在柳河乡遇到你,是他的福气。”
方红梅连忙摆手:“阿姨,您别这么说。是志远帮我比较多。要不是他,我一个人在柳河乡,肯定撑不下来。”
“你们两个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就对了。”我妈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她碗里,“以后,你们两个要好好的。有什么事,互相商量着来。别吵架,别闹别扭。日子再苦,两个人一起扛,总能扛过去的。”
方红梅的眼眶红了,低下头,使劲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方红梅睡在我的房间里,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半夜,我听到房门轻轻地打开了。方红梅走了出来,坐在沙发边上。
“睡不着?”我问。
“嗯。”她靠在沙发靠背上,“你妈……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我不是说了吗,我妈很好相处的。”
“我知道。”她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孙志远,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带我回来。谢谢你妈……愿意接受我。”
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傻瓜。你是我选的人,我妈当然会接受你。”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在我们身上,柔和而温暖。
二十一、老槐树下的婚礼
2004年国庆节,我和方红梅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没有婚纱,没有车队,没有司仪。就在学校的操场上,那棵老槐树下,摆了几张桌子,请了全校的老师和一些关系好的村民。
何主任是我们的证婚人。他穿着一件崭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老槐树下,手里拿着一张红纸,上面是他亲手写的证婚词。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柳河乡中学大喜的日子。我们的孙志远老师和方红梅老师,经过十一年的爱情长跑,终于修成正果,喜结连理。”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孙志远老师,十一前年,从县城来到我们柳河乡。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人,连煤炉都不会生。方红梅老师,比他早来两年,已经是学校的骨干教师了。他们两个,一个是语文老师,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文,一个理。一个安静,一个活泼。看起来很不般配,但实际上,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大家都笑了。方红梅站在我身边,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
“这十一来年,我亲眼看着他们两个,一起备课,一起家访,一起种菜,一起在暴雨里抢救学生的作业本。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战友,是伙伴,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今天,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代表柳河乡中学全体师生,祝福他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幸福美满,一生平安!”
“好!”石头带头喊了一声,然后拼命地鼓掌。
婚礼的高潮,是学生们准备的节目。
石头带着几个男生,表演了一段自编自导的三句半,内容是孙老师和方老师的恋爱史,虽然词写得有点粗糙,但胜在真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春杏带着几个女生,合唱了一首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那是方红梅最喜欢的一首歌,每次听到都会眼眶发红。
这一次也不例外。她站在台下,听着春杏她们清澈的歌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握紧她的手,轻声说:“别哭了,妆都花了。”
“我没化妆。”她吸了吸鼻子,“我就是……高兴。”
婚礼的最后,是敬酒环节。
方红梅端着一杯茶,走到我妈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妈,谢谢您。谢谢您把志远培养得这么好。谢谢您愿意接纳我。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
我妈接过茶杯,手有点颤抖。她看着方红梅,看了很久,然后伸手帮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
“好孩子。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志远要是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替你收拾他。”
方红梅破涕为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宾客散去,操场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老槐树上挂着的红灯笼,在夜风中轻轻摇晃,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孙志远。”方红梅忽然叫我。
“嗯?”
“你说,我们会不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
我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
“会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一定会。”
她笑了,笑得很甜,像一个得到了全世界的小孩。
那一夜,柳河乡的月亮,格外圆,格外亮。
二十二、后来的后来
后来的日子,平淡而充实。
石头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连续三年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他娶了隔壁乡的一个女老师,生了一个胖儿子,取名“念恩”——纪念师恩。
春杏师范毕业后,也回到了柳河乡。她接手了我的语文课,成了我最得意的接班人。她的课上得很好,比我当年还要好。学生们都喜欢她,叫她“春杏姐姐”。
王铁蛋没有考上高中,但他凭着一手好厨艺,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红火得很,每逢节假日,他都会骑着摩托车,给学校送来一大锅红烧肉。
“方老师,孙老师,你们尝尝,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他总是这样说。
赵伯在2006年去世了,享年七十八岁。他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离开的。学校为他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追悼会,那截老铁轨,被放进了他的棺材里,陪着他一起长眠于地下。
何主任在2008年退休了。退休那天,他在操场上站了很久,看着那些他亲手栽下的树,看着那些他亲自招来的老师,看着那些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老泪纵横。
“柳河乡中学,就交给你们了。”他只说了这一句话。
2010年,学校建了一栋新的教学楼。三层,白色瓷砖外墙,铝合金窗户,宽敞明亮。剪彩那天,县里来了领导,乡里来了干部,村里来了百姓,热闹非凡。
方红梅站在新教学楼前,仰头看着楼顶那几个大字——“柳河乡初级中学”,久久没有说话。
“怎么了?”我问她。
“没什么。”她收回目光,笑了笑,“就是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我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光滑细腻了。手掌上有厚厚的茧子,指关节因为长期握粉笔而有些变形。但这双手,撑起了柳河乡中学的一片天。
“走吧。”我说,“该去上课了。”
“嗯。”她点了点头,跟我一起,走进了新教学楼。
阳光照在我们身后,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操场的尽头。
那里,有一棵老槐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树下,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的笑声,和那半块馒头的香气。
二十三、老槐树下的告别
2011年夏天,何主任走了。
他是在睡梦中走的,跟赵伯一样,安安静静,没惊动任何人。清晨,他老伴发现他没了呼吸,身子已经凉透了。床头放着一本翻开的《教育学》,页角折着,上面还有他用红笔做的批注。
消息传到学校时,我正在上第一节课。石头跑进教室,脸色发白,嘴唇哆嗦着说出那句话。我手里的粉笔掉在地上,断成两截。
方红梅当时在二楼上课,听到消息后,站在讲台上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对学生们说:“你们自己看书,老师出去一下。”
她走下楼梯的时候,腿软了一下,扶住墙壁才稳住身形。
葬礼在三天后举行。何主任的遗像挂在灵堂正中,黑白照片上的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方红梅在遗像前站了很久。她没有哭,就那么直直地看着照片里的人,像是在等他开口说话。
“何主任,您放心走吧。”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学校,我们会守好的。”
她鞠了三个躬,转身走出了灵堂。
外面的阳光刺眼,她眯了眯眼睛,抬手遮了一下额头。我注意到,她的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一根一根,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孙志远,”她忽然说,“你说,何主任这辈子,图什么?”
我想了想,说:“图一个‘值’字吧。”
“值?”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咀嚼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对,值。他觉得值,就够了。”
那天傍晚,我们又去了学校后面的老槐树下。
这棵树是什么时候种的,没有人记得清楚。何主任生前说过,他刚到柳河乡的时候,这棵树就已经在这里了。算起来,少说也有五六十年了。
树干很粗,两个成年人合抱都抱不住。树冠如盖,遮出一大片阴凉。夏天的时候,老师们喜欢端着饭碗蹲在树下吃饭,边吃边聊天。何主任最爱蹲的那个位置,树根已经被磨得光滑发亮。
方红梅在那个位置上坐了下来,双手撑着膝盖,看着远处的操场。
“何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三十年。”她说,“三十年前,他也是从县城调来的。那时候,柳河乡中学只有两排平房,六个老师,一百多个学生。操场是黄泥地,一到下雨天就变成沼泽。没有电铃,没有自来水,连厕所都是露天的。”
“他本来有很多机会调走的。县教育局三次下调令,让他回去当副局长。他三次都拒绝了。”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柳河乡的孩子还没念上书,我走不了。’”
方红梅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伸手摸了摸老槐树的树皮。那树皮皴裂粗糙,像老人的手背。
“何主任走了,赵伯也走了。当年那批老人,就剩下咱们几个了。”她抬起头,看着头顶密密层层的树叶,“孙志远,你说,下一个会是谁?”
“别胡说。”我在她旁边坐下,“你身体好着呢,再活三十年都没问题。”
“三十年?”她笑了,笑纹从眼角蔓延开,“那时候我都七十多了,老得连粉笔都握不住了。”
“那我就在你旁边,帮你递粉笔。”
她转过头,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孙志远,你说的话,我信。”
晚风穿过槐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一段无声的回应。
二十四、春杏的婚事
2012年秋天,春杏谈恋爱了。
对象是镇上卫生院的一个年轻医生,姓陈,个子不高,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温温柔柔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他是来学校给学生们做体检时认识春杏的。据石头事后描述,那位陈医生一见到春杏,手里的听诊器差点掉在地上,整个人呆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
“春杏老师,请你配合一下,测一下心率。”他拿着听诊器,耳尖通红。
春杏倒是大大方方的,挽起袖子伸出手腕:“测吧。”
陈医生把听诊器按在她手腕上,按了好一会儿,脸上的红色一直蔓延到脖子根。
石头后来偷偷跟我说:“孙老师,我当时就在旁边看着呢。那位陈医生的手一直在抖,抖得跟筛糠似的。我怀疑他根本没听清心跳,光顾着紧张了。”
但不管过程如何尴尬,结果是好的。体检结束后,陈医生鼓起勇气要了春杏的联系方式。两个人开始通信,从一周一封到三天一封,再到每天一封。
春杏把信拿给方红梅看,脸上带着少女特有的羞涩和甜蜜。
“方老师,您看看,他写的字好不好看?”
方红梅戴上老花镜,认真地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点了点头:“字写得不错,横平竖直的,像个正经人。内容也不错,没有花言巧语,实实在在的。”
春杏的脸更红了:“那他……他人怎么样?”
“我哪知道他怎么样?”方红梅把信还给她,“我只见过他一面,还是在体检的时候。不过,能让石头说他‘抖得跟筛糠似的’,至少说明他是个老实人。见了喜欢的姑娘会紧张,比那些油嘴滑舌的强。”
春杏抱着信,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2013年五一劳动节,春杏和陈医生结婚了。
婚礼在镇上的小礼堂举行,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春杏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插了一朵红色的绢花,看起来漂亮极了。
方红梅作为娘家人代表,上台讲了话。
她站在话筒前,看着台下穿着婚纱的春杏,沉默了好几秒钟,才开口。
“春杏是我看着长大的学生。她刚上初中的时候,个子小小的,坐在第一排,上课的时候总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生怕漏掉一个字。她的作文写得很好,有一次写她奶奶,我看了之后,偷偷掉了眼泪。”
“后来她考上了师范,毕业之后回到柳河乡,接了我的班。她现在教语文,教得比我好。学生们都喜欢她,叫她‘春杏姐姐’。”
“今天,她出嫁了。我心里既高兴,又舍不得。高兴的是,她找到了一个好归宿。舍不得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以后就是别人家的了。”
台下响起了一阵善意的笑声。
方红梅也笑了,但眼眶是红的。
“小陈,”她看向新郎,“我把春杏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从小没有父母,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她吃过很多苦,所以更懂得珍惜。你要是敢欺负她,我这个当老师的,第一个不答应。”
陈医生站起来,郑重地点了点头:“方老师,您放心。我会用一辈子对她好。”
春杏在台上,眼泪终于忍不住了,扑簌簌地往下掉。
婚礼结束后,方红梅喝了不少酒。她平时不怎么喝酒,今天却破例了。一杯接一杯,拦都拦不住。
“行了,别喝了。”我夺过她的酒杯,“再喝就该醉了。”
“醉就醉吧。”她靠在椅背上,脸红扑扑的,眼神有些迷离,“今天高兴。春杏出嫁了,我高兴。”
“高兴也不能这么喝。”
“孙志远,你说,咱们什么时候也能办一场这样的婚礼?”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咱们不是已经办过了吗?在老槐树底下,何主任证的婚。”
“那不算。”她摆了摆手,“那是学校的婚礼,不是咱们自己的。我说的是真正的婚礼,穿婚纱的那种,有鲜花,有音乐,有好多好多人祝福的那种。”
“你想要那样的婚礼?”
“想。”她看着我,眼神认真,“我想穿一次婚纱。就一次。”
我的心忽然软得一塌糊涂。
“好。等暑假,咱们补办一个。我陪你去县城,挑一件最漂亮的婚纱。”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一个小女孩得到了心心念念的糖果。
“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
“不反悔。”
她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把最后一口酒喝完,然后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月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睡着了,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
二十五、补办的婚纱
2013年暑假,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七月的一个周末,我带方红梅去了县城。我们去了县城最大的一家婚纱影楼,推开玻璃门的时候,方红梅明显紧张了。
店里琳琅满目的婚纱,白的、粉的、淡蓝的,一字排开,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站在门口,看着那些婚纱,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欢迎光临,请问二位是来拍婚纱照的吗?”店员热情地迎了上来。
“是的。”我替她回答了,“我们想补拍一套婚纱照。”
“补拍?”店员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我们俩的年纪。
“对,补拍。”方红梅终于开口了,“我们十年前结的婚,那时候条件不好,没拍婚纱照。现在想补上。”
店员明白了,笑着说:“那太好了。二位这边请,我先带您挑选婚纱。”
方红梅在婚纱区转了好几圈,左看右看,摸摸这件,又摸摸那件,每一件都很喜欢,又每一件都觉得不合适。
“这件太露了。”她拎起一件抹胸款的,皱着眉头,“我这胳膊粗,穿不了。”
“那试试这件?”店员推荐了一件长袖的蕾丝款。
“这件太花了,我年纪大了,穿不出那个味道。”
“那这件呢?简洁款的,很适合您的气质。”
方红梅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过了那件婚纱,走进了试衣间。
我在外面等了大概二十分钟,试衣间的门终于打开了。
她站在门口,有些不自在地拉了拉裙摆:“怎么样?好看吗?”
我看着她,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是一件白色的婚纱,款式简洁大方,没有过多的装饰,只在腰间缀了一圈细细的珍珠。她穿上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圆润的身材把婚纱撑得恰到好处,露出的锁骨线条柔和,脸上因为害羞而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
“好看。”我说,“很好看。”
“真的?”她不太相信,“你不会是哄我吧?”
“我什么时候哄过你?”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又抬头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嘴角慢慢地翘了起来。
“好像……还真挺好看的。”
她对着镜子转了一个圈,裙摆飞扬起来,像一朵盛开的白色莲花。
那天,我们拍了一整天的照片。摄影师很专业,教我们摆各种姿势——站着的、坐着的、靠着的、面对面的、背对背的。方红梅刚开始还有些放不开,后来渐渐进入了状态,笑容也越来越自然。
拍到最后一套衣服的时候,摄影师让我们站在一块仿制的草地上,背景是一片画出来的夕阳。
“二位靠近一点,对,再近一点。新娘把头靠在新郎的肩膀上。好,非常好。微笑,三、二、一——”
咔嚓一声,画面定格。
照片洗出来之后,方红梅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张。她把这张照片放大,装进相框,挂在了宿舍的床头。
“这样,我每天醒来第一眼就能看到它。”她说。
我看着照片里的她,依偎在我肩头,笑得眉眼弯弯,像一个得到了全世界的孩子。
“方红梅。”
“嗯?”
“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
她转过头,看着我,目光温柔:“没关系。好东西,值得等。”
二十六、王铁蛋的红烧肉
2014年冬天,王铁蛋的小饭馆出了一件事。
一个客人在他店里吃完饭,把钱包落在了桌子上。王铁蛋发现后,追出去两条街,才把钱包还给失主。失主很感动,非要给他一笔酬金,他死活不要。
“这是我应该做的。”他说,“我们柳河乡的人,不兴这个。”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县电视台,记者专门跑来采访他。王铁蛋对着镜头,紧张得满头大汗,说话结结巴巴的,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我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是方老师和孙老师把我拉回来的。他们教我认字,教我做人。我现在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我凭自己的本事开了这家店,堂堂正正地赚钱,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不能给他们丢脸。”
这段采访播出后,在县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专门开车到柳河乡,就为了尝一口王铁蛋的红烧肉。
王铁蛋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他不得不雇了两个帮工,才勉强应付得过来。
年底的时候,他拎着一个大保温桶,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学校。
“方老师!孙老师!我给你们送年夜饭来了!”
他掀开保温桶的盖子,一股浓郁的肉香扑面而来。满满一桶红烧肉,色泽红亮,肥瘦相间,上面还撒了一层翠绿的葱花。
“你这孩子,大老远的,送这个干什么?”方红梅嘴上责怪着,眼睛却亮了。
“过年嘛,必须得让您二老尝尝我的手艺。”王铁蛋憨厚地笑着,“您放心,这肉是我一大早去集市上挑的,五花三层,新鲜得很。炖了整整四个小时,保证入口即化。”
方红梅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眼睛眯了起来。
“嗯,不错。有进步。”
“真的?”王铁蛋高兴得像个孩子,“那您多吃点!锅里还有呢!”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围着一个小小的煤炉,吃了一顿简陋却丰盛的年夜饭。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暖融融的,红烧肉的香味在空气中久久不散。
“铁蛋,”方红梅忽然问,“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最讨厌上我的数学课?”
王铁蛋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记得。那时候我觉得数学太难了,每次上课都头疼。”
“有一次,你考试只考了二十八分,我把你留下来补课。你赌气,把练习册撕了。”
“记得。”王铁蛋低下头,“那时候我太不懂事了。”
“后来呢?”我问。
“后来,”王铁蛋抬起头,眼眶有些发红,“后来方老师没骂我,她把撕碎的练习册一页一页地粘好,然后用铅笔在上面重新给我讲了一遍。从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数学,不能让方老师失望。”
方红梅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铁蛋,你现在做得很好。比很多考上大学的人都做得好。”
王铁蛋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方老师,谢谢您。如果没有您,我现在可能还在放羊。”
“别这么说。”方红梅的声音也有些哽咽,“是你自己争气。”
那顿年夜饭,我们吃了很久。王铁蛋说了很多话,说他开店以来的酸甜苦辣,说他未来的打算,说他想在镇上买一套房子,把他妈接过来住。
方红梅一直微笑着听,时不时地点点头,说几句鼓励的话。
送走王铁蛋之后,我们站在校门口,看着他的摩托车尾灯消失在夜色中。
“孙志远,”方红梅忽然说,“你说,咱们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大概是选择了当老师吧。”
她点了点头:“我也是。”
二十七、石头当校长
2015年秋天,县教育局任命石头为柳河乡中学的副校长。
这一年,石头三十四岁,已经在柳河乡中学教了十五年书。他从一个青涩的年轻教师,成长为学校的骨干,如今又走上了管理岗位。
任命通知下来的那天,石头找到方红梅,有些忐忑地问:“方老师,您觉得,我能行吗?”
方红梅正在菜地里拔萝卜,闻言头也不抬:“你都教了十五年书了,有什么不行的?”
“可是当校长跟教书不一样。教书只要管好自己的课堂就行了,当校长要管整个学校的事情。我怕我做不好。”
方红梅直起腰,把手里的萝卜抖了抖土,看着石头。
“你知道何主任当年是怎么当校长的吗?”
石头摇了摇头。
“他刚来柳河乡的时候,学校只有两排平房,六个老师,一百多个学生。操场是黄泥地,一到下雨天就变成沼泽。没有电铃,没有自来水,连厕所都是露天的。”
“他花了三十年时间,把学校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他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事,一件事一件事地做,做好了再做下一件。”
“你不用想着一步登天。你只要像何主任一样,踏踏实实地做事,就行了。”
石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方老师,我明白了。”
石头当上副校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缮学校的操场。
原来的操场是煤渣铺的,用了二十多年,早已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学生们上体育课,跑一圈下来,鞋子里面全是煤渣。
石头跑了好几趟县教育局,磨破了嘴皮子,终于争取到了一笔专项资金。他又发动学生和家长,利用课余时间帮忙平整场地。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把操场铺成了水泥地面。
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学生们站在崭新的操场上,兴奋得又蹦又跳。
“以后,咱们也可以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在平整的操场上跑步了。”石头站在主席台上,拿着话筒,声音有些激动,“这一切,要感谢方老师和孙老师。是他们教会了我,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责任。”
方红梅站在人群后面,听着石头的话,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这小子,长大了。”她轻声说。
二十八、那棵老柿子树
2016年秋天,后墙根那棵老柿子树被一场暴风雨刮断了。
那天晚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我半夜被风声惊醒,隐约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沉闷的断裂声。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老柿子树拦腰折断,树冠倒在地上,枝叶散落一地,尚未成熟的青柿子滚得到处都是。
方红梅站在残骸前,沉默了很久。
“这棵树,比我来的时间还早。”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我刚来柳河乡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这里了。那时候它还小,树干只有碗口粗。每年秋天,我都会打柿子做柿饼。这些年,吃了它多少柿子,已经数不清了。”
“树老了,经不起风雨了。”我说。
“是啊,老了。”她弯腰捡起一个青柿子,在手里掂了掂,“就像我们一样。”
“你才四十五,说什么老。”
“四十五还不老?”她苦笑了一下,“你看我头上这些白头发,一根一根的,拔都拔不完。以前熬一夜,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现在熬一夜,得缓三天。”
“那是你太拼了。”
“不拼不行啊。”她叹了口气,“学校这么多事情,学生这么多,不拼怎么行?”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那个青柿子,放在掌心里看了看。
“要不,咱们再种一棵?”
她抬起头,看着我:“种一棵?”
“对。种一棵新的柿子树。等它长大结果,咱们就能继续吃柿饼了。”
她想了想,然后笑了:“好。种一棵。”
当天下午,我们去镇上的苗圃买了一棵柿子树苗。不大,只有一人多高,细细的树干,几片嫩绿的叶子,在秋风里瑟瑟发抖。
我们在原来那棵老柿子树的位置旁边,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了进去。方红梅扶着树苗,我往坑里填土。填完之后,她又提了一桶水,慢慢地浇在树根周围。
“小树苗,你要快快长大。”她蹲在树苗旁边,轻声说,“等你长大了,结了柿子,我做柿饼给你吃。”
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几缕白发在阳光下闪着光。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想起二十三年前,她蹲在操场上啃馒头的模样。那时候的她,圆脸盘,粗辫子,眼神明亮得像天上的星星。现在的她,脸还是圆的,辫子却剪短了,眼角的皱纹像树根一样,密密麻麻。
但她在我眼里,依然是最好看的。
“方红梅。”
“嗯?”
“谢谢你。”
她抬起头,有些不解地看着我:“谢我什么?”
“谢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纹从眼角蔓延开来。
“傻瓜。是我该谢谢你才对。”
那天傍晚,我们坐在新种的小树苗旁边,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山去。
晚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
远处,学校的教室里亮起了灯,温暖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出来,落在操场上,落在新种的小树苗上,落在我们身上。
二十九、最后的课
2017年春天,方红梅病了一场。
起初她没当回事,以为是普通的感冒,扛一扛就过去了。但这次不一样,咳嗽持续了半个多月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她开始发烧,整夜整夜地咳,咳得睡不安稳。
我强行带她去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面色凝重。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伴有轻度肺气肿。她的肺部情况不太好,可能是长期吸入粉笔灰造成的。”
“严重吗?”
“目前还不算太严重,但如果不注意保养,以后可能会越来越糟。我的建议是,她最好不要再从事教学工作,至少不要再长时间接触粉笔灰。”
我拿着检查报告,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很久。
我知道,对于方红梅来说,不让她教书,比杀了她还难受。
回到病房,她正靠在床上,看着窗外发呆。见我进来,她问:“医生怎么说?”
“没什么大事。”我把报告收进口袋,“就是普通的支气管炎,吃点药就好了。”
“真的?”她盯着我的眼睛。
“真的。”我不敢看她的眼睛,转身去给她倒水。
她没有再追问,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背上。
出院之后,我劝她少上点课,把一部分课程分给年轻老师。她嘴上答应了,实际上还是该上多少上多少。每天依然早早地到教室,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一站就是一整天。
直到有一天,她在课堂上突然剧烈咳嗽,咳得弯下了腰,扶住讲台才没有摔倒。
学生们吓坏了,赶紧跑去叫石头。石头赶来的时候,她的脸色已经白得像纸一样。
“方老师,您不能再这样了。”石头扶着她坐下,语气急切,“您得休息。”
“我没事。”她还想逞强。
“您有事!”石头急了,声音都变了调,“您要是倒下了,这个学校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方红梅愣住了,看着石头通红的眼眶,沉默了很久。
“好吧。”她终于松口了,“我休息一段时间。但课不能停,让春杏替我。”
春杏接过了她的数学课。方红梅虽然人不在教室,但心一直在。每天晚上,她都要把春杏叫过来,详细询问当天的教学进度,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遇到难点,她还会亲自示范,告诉春杏该怎么讲才能让学生听懂。
“这个地方,学生容易混淆。你要多举几个例子,从不同的角度讲解,直到他们都理解了为止。”
“这个学生基础比较差,你要多关注他,课后给他单独辅导一下。”
“这个知识点很重要,考试一定会考。你要多安排几道练习题,让学生们熟练掌握。”
春杏一一记下,认真地执行。
期中考试的时候,方红梅教的班级数学平均分依然是全年级第一。
她拿着成绩单,看了很久,然后笑了。
“还行。没给咱们丢脸。”
三十、槐花开了
2018年春天,学校后面那棵老槐树开花了。
满树的白花,一串一串的,像挂满了小铃铛。风一吹,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甜香。
方红梅的身体已经好了一些,不再频繁咳嗽,但依然不能长时间站立。她开始在校园里散步,慢慢地走,走累了就在老槐树下的长椅上坐一会儿。
学生们下课的时候,经常会跑来找她。
“方老师,这道题怎么做?”
“方老师,您看我写的作文怎么样?”
“方老师,我长大了也想当老师,像您一样的老师。”
她坐在长椅上,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指点每一个学生。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去找她,看到她正坐在老槐树下,手里捧着一本书,看得入神。
“看什么呢?”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论语》。”她把封面翻给我看,“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但没好好读。现在有时间了,想重新读一遍。”
“怎么突然想起读这个了?”
“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她念了一句,然后说,“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当老师的。自己不停地学习,然后不知疲倦地教给学生。一辈子,就是这样过的。”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坐在老槐树下的样子,像一幅画。
“方红梅。”
“嗯?”
“你有没有后悔过?”
“后悔什么?”
“后悔来柳河乡。后悔当了一辈子乡村老师。”
她放下书,认真地想了想。
“有过动摇,但没有后悔。”
“动摇过?”
“当然动摇过。”她笑了,“刚来的头两年,我每天晚上都想哭。条件太苦了,什么都没有。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工资还经常拖欠,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
“那时候,我无数次想过要调走。县城的同学给我写信,说她们学校条件好,工资高,劝我过去。我每次都把信收起来,告诉自己,再坚持一年。一年之后,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就坚持到了现在。”
“那是什么让你留下来的?”
她想了想,说:“大概是那些学生吧。”
“每次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学生的脸。石头的、春杏的、王铁蛋的……他们那么信任我,那么依赖我。如果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后来我就不想了。反正,这辈子就这样了。把一批批学生送出大山,看着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的使命。”
她说完,重新拿起书,翻到刚才读到的那一页。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她念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孙志远,你说,咱们这辈子,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活得堂堂正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算不算‘乐亦在其中’?”
“算。”我说,“当然算。”
她笑了,笑得很满足。
三十一、退休的决定
2019年夏天,方红梅五十三岁,到了退休的年龄。
退休手续是她自己去县教育局办的。回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退休证,表情平静,看不出悲喜。
“办好了?”我问。
“办好了。”她把退休证递给我,“从明天开始,我就是无业游民了。”
我翻开退休证,看到上面的照片。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照片拍得很好看,比她本人精神多了。
“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把退休证还给她。
“打算?”她想了想,“先睡三天懒觉。然后把那些没来得及看的书都看了。再把菜地好好拾掇拾掇。对了,我还想学一门乐器。”
“乐器?你想学什么?”
“二胡。”她说,“我以前听过一首二胡曲,《二泉映月》,特别好听。我也想拉出那样的曲子。”
“那得有老师教才行。”
“不用老师。”她很有信心,“我自学。买一本教程,跟着练就行了。”
我看着她兴致勃勃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行,你学。到时候拉给我听。”
“那你可得做好准备。”她眨了眨眼睛,“刚开始可能会很难听,像锯木头。”
“没关系。锯木头我也爱听。”
她退休的消息传开后,学生们纷纷回来看她。
石头带着全校老师,给她办了一个欢送会。就在老槐树下,摆了几张桌子,上面放着花生、瓜子、水果,还有一瓶石头珍藏了好几年的老酒。
“方老师,您是柳河乡中学的功臣。”石头举起酒杯,眼眶微红,“您在这里教了二十六年书,培养了上千名学生。没有您,就没有柳河乡中学的今天。我代表全校师生,敬您一杯。”
方红梅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别给我戴高帽子。”她放下杯子,抹了抹嘴角,“我就是个普通老师,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
“方老师,您一点都不普通。”春杏站起来,声音有些哽咽,“您是我见过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您,我现在可能还在山里种地。是您改变了我的一生。”
“还有我。”王铁蛋也站了起来,“如果不是方老师,我现在可能还在放羊。是她把我从歧路上拉了回来,让我学会了做人。”
一个又一个学生站起来,讲述着方红梅对他们的影响。有的说,方老师曾经在雪天走了十几里山路去家访;有的说,方老师曾经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课本;有的说,方老师曾经在深夜陪他们复习功课,直到他们全都弄懂了为止。
方红梅坐在那里,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你们这些孩子,”她擦了擦眼泪,“非要让我哭是不是?”
“方老师,您别哭。”石头递给她一张纸巾,“您应该高兴才对。您看,您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有出息。这就是您最大的成就。”
方红梅接过纸巾,擤了擤鼻子,然后笑了。
“对,我应该高兴。”
那天晚上,方红梅喝醉了。
我扶着她回宿舍,她靠在我身上,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话。
“孙志远……我这一辈子……值了……”
“值了就好。”我说。
“你呢……你后悔吗……”
“不后悔。”
她笑了,笑得很安心。
“那就好……咱们都不后悔……”
三十二、新来的年轻人
2020年秋天,学校来了一个新老师。
是个小姑娘,二十二岁,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姓林,叫林小满,个子不高,扎着一个马尾辫,脸上带着婴儿肥,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她是主动申请来柳河乡的。据说,她在大学里看过一篇报道,写的是柳河乡中学的故事。她被感动了,毕业之后,毅然放弃了县城的工作机会,来到了这里。
石头把她带到方红梅面前,介绍说:“方老师,这是新来的林老师。她听说您的事迹之后,非常崇拜您,一定要来见见您。”
林小满站在方红梅面前,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方……方老师,您好。我叫林小满。我……我是读着您的故事长大的。我……我特别崇拜您。”
方红梅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笑了:“别紧张。我又不吃人。”
林小满不好意思地笑了。
“你是教什么科目的?”
“语文。”
“语文好啊。”方红梅点了点头,“咱们学校正缺语文老师呢。春杏一个人带三个班,忙不过来。你来了,正好帮她分担一下。”
“我会努力的。”林小满郑重地点了点头。
“光努力还不够。”方红梅说,“还得用心。当老师,最重要的就是用心。用心备课,用心上课,用心对待每一个学生。只要你用心了,学生一定能感受到。”
“我记住了。”林小满认真地点头。
方红梅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忽然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那时候,她也像林小满一样年轻,一样充满热情,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她已经老了,而新的年轻人,正在接过她的接力棒。
“好好干。”她拍了拍林小满的肩膀,“柳河乡的未来,就靠你们了。”
林小满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方红梅坐在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夜空,很久没有说话。
“怎么了?”我问她。
“没什么。”她收回目光,“就是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都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也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那倒是。”她笑了,“我虽然退休了,但心还在学校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随时可以回去帮忙。”
“那当然了。你是柳河乡中学的‘定海神针’,少了你可不行。”
她被我逗笑了,拍了我一下:“就你会说话。”
三十三、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2021年中秋节,学校放假了。
大部分老师都回家了,只有几个离家远的住校生没有走。石头和春杏也回去了,偌大的校园,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
我和方红梅没有地方可去。县城的老房子早就卖了,我妈几年前也走了。柳河乡,就是我们的家了。
傍晚,我们搬了两把椅子,坐在操场上赏月。
月亮很大,很圆,挂在天上,像一面银色的镜子。月光洒在操场上,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银白色。
“今年的月亮真圆。”方红梅仰着头,看着月亮,感叹道。
“是啊。”我也仰起头,“跟咱们第一次见面那晚的月亮一样圆。”
她转过头,看着我:“你还记得那晚?”
“当然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说说看,那晚是什么样的?”
我闭上眼睛,回忆了一下。
“那晚的月亮也很圆,很亮。我饿醒了,睡不着,跑到操场上来蹲着。然后就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回头一看,你蹲在旗杆底下,手里拿着半块馒头,正在啃。”
“你吓了一跳,差点噎着。”
“对。你说:‘哟,吓我一跳。’”
“然后呢?”
“然后你问我:‘大半夜不睡觉,跑操场来练蹲马步?’我说我饿了。你就把馒头掰了一半给我。”
“你还记得挺清楚的嘛。”她笑了。
“那当然。那可是你给我的第一口吃的。”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城里来的小伙子,怎么这么可怜,半夜饿得睡不着,连口吃的都没有。”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圆脸的姑娘,怎么这么好心,把自己仅有的馒头分给别人。”
我们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孙志远,你说,如果那晚我没有去操场,咱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可能就不会在一起了吧。”我说,“可能我熬不住,第二年就调走了。你可能也会嫁给别人。咱们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是啊。”她感叹道,“就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说,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
她点了点头,重新仰起头,看着月亮。
“孙志远,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来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你说:‘柳河乡的月亮,真白。’”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她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虽然人傻乎乎的,但还挺会说话的。”
“那现在呢?现在还觉得我傻乎乎的吗?”
她转过头,看着我,目光温柔如水。
“现在不傻了。现在是我这辈子,最聪明的一个决定。”
我的心,被这句话击中了。
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光滑细腻了。手背上有了老年斑,指关节因为长期握粉笔而有些变形。但握着这只手,我却觉得,无比安心。
“方红梅。”
“嗯?”
“这辈子,能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
她没有说话,只是反手握住了我的手,紧紧地。
月亮静静地挂在天上,月光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远处,传来了几声狗吠,又归于沉寂。
柳河乡的夜晚,安静而美好。
尾声
2023年冬天,柳河乡下了第一场雪。
雪很大,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色。操场上的积雪足有半尺厚,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方红梅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我给她织的毛线帽子和围巾,站在走廊上,看着外面的雪景。
“好大的雪。”她说,“跟咱们第一次去石头家家访那晚一样大。”
“是啊。”我站在她旁边,“那晚你摔了好几跤,大衣都湿透了。”
“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什么话?”
“你说:‘咱教的不只是语文数学。咱教的是,这世上有人信他、等他、不放弃他。’”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说过。一辈子都忘不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孙志远,你说,咱们这辈子,做到了吗?”
我看着她,看着她满头的白发,看着她眼角的皱纹,看着她那双依然明亮的眼睛。
“做到了。”我说,“咱们做到了。”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一个得到了夸奖的孩子。
雪还在下,一片一片,落在屋顶上,落在操场上,落在那棵新种的小柿子树上。
远处,教室里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那是林小满在上课,她正在教学生们朗读朱自清的《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方红梅听着,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你听,”她说,“春天的脚步,近了。”
我握住了她的手。
“是啊,近了。”
雪落无声,覆盖了一切。但我们都相信,等到雪融化的那一天,春天就会到来。
柳河乡的月亮,依然会准时升起,照亮这片土地,照亮那些正在成长的生命。
就像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一样。
就像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日子一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