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八年压着一口气这八年，我写了三百多份材料，扛了四次大考核，带了七个新人，最后连个副科都没混上。吴德贵每次都说“再等等”，等到他外甥从乡镇调上来直接占了我的位子。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人的心，不是靠干出来的。
我叫程默，市局综合科干了八年。八年里，科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提拔的提拔，调走的调走，只有我像颗钉子一样钉在原来的工位上，连桌角那块掉漆的地方都跟我一样，纹丝没动。
吴德贵是局长，五十六岁，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笑起来眼角纹堆得像把扇子。他每次找我谈话都拍我肩膀，说“默啊，组织上在考察你，沉住气”。我沉了八年，从二十九沉到三十七，沉到同年进单位的小年轻见了我都开始喊“老程”。
上午九点，局党组会刚结束。综合科副科长的任命文件从局办门缝里滑了出来，我还没看，旁边的小周已经凑过来扫了一眼，然后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那种说不出的别扭，想安慰又不敢明说，只好干咳一声：“程哥，那什么……我先去趟文印室。”
我捡起文件。副科长：吴凯。
吴凯，吴德贵的亲外甥，从柳河镇调上来不到一年，材料写得磕磕绊绊，连个正式文件格式都能整错。每次他写完的东西都得我偷偷给改一遍，改完了，功劳全记他头上。去年年终考核，我在科里排名第一，吴德贵在党组会上说年轻人需要锻炼，名额给了吴凯。前年也是。大前年更不必说。
我把文件放回原处，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窗外的银杏叶子黄了一半，风吹过去，有几片打着旋落在机关大院的青砖地上。传达室老刘正端着搪瓷缸浇花，抬头看见我，笑着点了下头。我也点头，然后转身回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空气比外面还闷。老张坐在我对面，戴着老花镜翻报纸，翻了一页，没抬头，低声说了句：“忍忍吧，总有机会。”我笑了笑，没说话。老张五十八了，在局里干了一辈子，退休前还是个主任科员，比我还多熬了二十年。他说“忍忍”，我信。但我不想像他那样，忍着忍着就把一辈子忍过去了。
中午食堂吃饭，吴凯坐我对面，夹菜的筷子在盘子里挑来挑去，嘴里说着：“程哥，以后科里的材料还得麻烦你多帮衬帮衬。”我扒了口米饭，咽下去才说：“份内的事。”他哈哈笑了两声，转头跟旁边的人说：“程哥就是局气。”
我没接话，心里却已经翻过了七八个念头。下午一上班，我去了趟人事科，要了张干部交流申请表。人事科李科长愣了一下，抬头看我：“程默，你这是要……”我把表拿在手里，平静地说：“填好了交过来。”转身出门的时候，背后安静得能听见李科长杯子放回桌面的轻响。
第二天，我的申请表就压在了吴德贵的办公桌上。他看完，抬起头，那双总是笑眯眯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但很快又换回了那副和气的面孔：“默啊，怎么突然想去基层？市里环境不是挺好？”我站在他办公桌前，目光平着看他，不卑不亢：“想下去历练历练。”
他往后一靠，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你想去哪儿？”我说：“市属国企，亏损的那个。”他敲桌面的手指停住了，眉头皱起来：“青江机械厂？那地方快揭不开锅了，你去不是自讨苦吃吗？”我没说话。他叹了口气，拿起笔，在表上签了“同意”两个字，笔尖在纸上沙沙响了几下。
走出局长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的灯坏了一盏，光线半明半暗地铺在水泥地上。我脚步没停，一直走到楼下的院子里。老刘还在浇花，水壶嘴洒出一串细细的水珠，夕阳打在上面，亮晶晶的。他问：“小程，定了？”我点头：“定了。”他放下水壶，从裤兜里摸出半包烟，递我一根。我摆手。他自己点着，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走了好，这地方，屈才。”
我笑了笑，没接话。抬头看天，晚霞烧透了半边天，红得耀眼。
当天晚上，我把消息告诉了家里。我妈在厨房炒菜，锅铲碰着铁锅当当响，听完半天没说话。我爸在客厅看电视，遥控器一直按，频道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是我妈先开的口，声音从厨房里飘出来，带着油烟味：“走就走吧，在哪儿不是干活。那个厂子……是不是工资都发不出来？”我说：“先干起来，总归有办法。”我爸放下遥控器，说：“你要想清楚。”我说：“想清楚了。”
那天夜里，我坐在书房里，把青江机械厂近三年的公开资料翻了一遍。这家厂曾经是市里的利税大户，主打农机配件，后来市场放开，管理跟不上，设备老化，订单一年比一年少。去年亏损一千二百万，今年上半年又亏了六百万，三百多号工人工资发不全，人心都散了。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厂子虽然亏损，但它的地皮位置极好，紧挨着正在规划的新物流园区。市政府年初的工作报告里提过一句“盘活老工业地块资源”，很多人没在意，我记住了。
我把这句话抄在本子上，合上本子，关了台灯。窗外路灯的光漏进来，在天花板上铺了一层淡黄色。我闭眼躺下，脑子里却在转着另一个念头：吴德贵放我走得太痛快了。他连一句正儿八经的挽留都没说。这个老狐狸，大约是巴不得我滚得越远越好。可他不知道，有些地方，看着是坑，跳进去反而能踩着实底。
第二天上午，我去人事科交了表，又去财务科把工资关系理清。李科长跟我握手的时候，手上使了使劲：“默，你这一走，科里的活可都压我这儿了。”我笑着说：“能者多劳。”他苦笑，松开手，又低声补了一句：“到了那边，多留个心眼。那厂子里，水深。”
我点头，没多问。有些话，点到为止。李科长能说这一句，已经是念了旧情。我领了调动介绍信，回到科里收拾东西。抽屉里的东西不多：一个半旧的保温杯，一盒没拆封的钢笔，几本业务书，还有那三百多份材料存底。我把它们一件件装进纸箱，吴凯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眼睛瞟过来，嘴角挂着笑：“程哥，到了那边要是有什么不好办的，跟我说一声。我二舅跟那些厂里的领导都熟。”我停下手，抬头看他：“行，我记着。”
下午三点，我抱着纸箱走出局机关大门。台阶下，传达室老刘追出来，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橘子。他说：“路上吃。”我接过来，鼻子有点发酸，点了点头，转身往公交站走。
路过青江机械厂门口的时候，我停下脚步，隔着铁栅门往里看。厂区里的烟囱没冒烟，几辆旧货车停在院里，轮胎瘪了半截。门卫是个瘦老头，佝偻着背，拿扫帚慢悠悠扫着落叶。我站了足足五分钟，才继续往前走。手里的纸箱不沉，但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影子上，沉得很。
回到家里，我把纸箱搁在门口，掏出手机给青江机械厂办公室打了个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声音尖细，听着像刚睡醒：“喂，找谁？”我说：“我叫程默，市局调过来的，明天报到。”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然后爆发出一阵惊叫：“什么？市委真派人来了？”接着是一阵稀里哗啦的动静，像是碰倒了什么东西。
我挂断电话，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晚风吹过来，凉意顺着衣领往里钻。半个月后的市委调令，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明天起，我的人生要从头开始了。
天彻底黑了下来，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手机又响了，是李科长的短信，只有一句话：青江那边副厂长姓周，是吴德贵的老战友。
我看完，删掉短信，把手机揣进兜里。橘子瓣在嘴里咬开，酸甜的汁水漫过舌根。
原来如此。
第二章 下马威
报到第一天，青江机械厂给我的见面礼是一把锈死的门锁。
我早上七点半到厂门口，门卫老万隔着铁栅栏打量了我半天，才从值班室里摸出一串钥匙，挑了半天也没找出哪把能开厂长办公室的门。我站在门口等着，看着他手忙脚乱地翻钥匙盘，足足翻了五分钟。最后他实在没辙了，搓着手说：“程、程厂长，这办公室好久没正经开过，锁眼都锈了。”
我心里清楚，昨天那个电话不是白接的。副厂长周炳坤是吴德贵的老战友，他要是没提前“打招呼”，这门锁怎么也不至于锈得这么巧。
我没生气，从老万手里接过钥匙盘，仔细看了看，挑出一把半新的铜钥匙，对准锁眼慢慢转了两下，听见“咔”的一声轻响，锁开了。老万眼睛一亮：“还是程厂长眼力好。”我笑了笑没说话，推开门进去。
办公室里一股子霉味，桌椅蒙着灰，墙角挂着蛛网，窗户玻璃上积着一层黄渍，透进来的光都暗了几分。我放下包，卷起袖子，先开窗通风，再去水房打了一桶水，把桌椅地面全擦了一遍。老万一直站在门口看，后来也拎了把拖把进来帮忙，嘴里念叨着：“上回正经用这屋，还是老厂长在的时候。”
老厂长姓方，三年前脑溢血倒在办公室里，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从那以后，厂子就再没配过正厂长，一直是周炳坤以副厂长身份主持工作。这间办公室也就空了下来，周炳坤没搬进来，据说是嫌晦气。可厂里人都知道，他不搬，是因为搬了名不正言不顺，索性让这屋子一直锁着。
老万擦桌子的时候，把方厂长当年压在玻璃板下的一张老照片擦了出来，黑白照片边缘泛黄，上面是一排工人站在厂门口合影，方厂长站在中间，年轻时候的样子，笑得很精神。老万看了看，问我要不要收起来。我接过照片，用袖子把玻璃擦干净，重新压在办公桌正中间。
快八点的时候，楼道里才陆陆续续有了脚步声。先是几个穿着蓝工装的工人从办公室门口经过，扭头往里看了一眼，然后交头接耳地走了。接着来了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头发烫着小卷，踩着一双半高跟皮鞋，走路哒哒响。她站在门口，一手叉腰，上下打量了我一圈，脸上挤出个笑：“程厂长吧？我是厂办赵小娥，昨天接电话的就是我。”
我点点头：“赵姐，麻烦你通知一下，九点在会议室开个中层碰头会。”赵小娥愣了一下，嘴角的笑收了收：“九点？周厂长还没来呢。”我抬眼看墙上的钟，七点五十八分。我说：“正常上班时间是八点，通知下去，九点准时开会。”
赵小娥没再说什么，扭身走了。走廊里她的鞋跟声慢慢远了，老万凑过来小声说：“程厂长，周副厂长平时十点才到，厂里人都习惯了。”我笑了笑，把公文包里的笔记本和钢笔拿出来，说：“以后得改。”
九点整，我准时走进会议室。会议室在三楼东头，窗户关着，空气里浮着一层灰尘。长条会议桌边稀稀拉拉坐了七八个人，有的在喝茶，有的在刷手机，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好几个烟头。周炳坤还没到。
赵小娥见我进来，站起来说：“程厂长，人都齐了，就是周厂长刚打电话说路上堵车，晚一会儿到。”我点点头，在主位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没坐主位。这个细节我故意留的。我环视一圈，沉声开口：“先开吧，不等了。大家挨个介绍一下自己，说说手头的工作。”
会场安静了一下，然后从左边开始，供应科、生产科、财务科、销售科几个负责人挨个开口。说来说去，话都差不多，就一个字：难。供应科说原材料欠着供应商的钱，人家不发货。生产科说设备趴窝一半，订单排不上。财务科说账上只剩几万块，这个月工资都凑不齐。销售科说市场丢了，老客户全跑了。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往我脸上瞟，像是在看我有什么反应。
我一边听一边记，等最后一个说完，我把笔记本合上，说：“情况我知道了。下午我下车间看设备，财务科把近半年的账目整理出来，明天上午送我办公室。销售科把丢掉的客户名单拉出来，越细越好。”
话音没落，会议室门被推开了。周炳坤大步走进来，五十出头，圆脸，肚子微凸，夹着个黑色皮包，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他扫了会场一眼，嘴里哈哈一笑：“不好意思啊各位，路上堵得水泄不通。来晚了来晚了。”他走到主位旁边，一屁股坐下来，扭头看我：“程厂长，会开得怎么样？”
我看着他，语气很平：“刚碰完情况。周厂长来得正好，说说生产上的安排。”周炳坤点着烟，深吸一口，吐出来说：“生产上的事不急于一时。程厂长刚来，应该先熟悉熟悉环境。这厂子啊，水深，急不得。”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半眯着，像在劝我又像在点我。
我点点头：“水再深也得蹚。下午我去车间，周厂长一起？”他弹了弹烟灰，笑了一声：“我下午去市里开会，改天吧。”说完靠在椅背上，不再看我。
散会以后，我回到办公室，把刚才记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赵小娥敲门进来，端着一杯茶放我桌上，笑容比早上自然了些：“程厂长，您别介意，厂里这些年松快惯了，大家一时改不过来。”我接过茶杯，说：“慢慢来。”
下午两点，我一个人下了车间。车间里比我想象的还要冷清，几台老式冲床蒙着灰，铁屑混着油污糊了一地。有几个工人在角落里打牌，见我进来，赶紧把牌塞进裤兜，站起来装模作样地擦设备。我走过去，问了句：“师傅，这条线多久没开工了？”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搓了搓手，说：“有小半年了，没料。”我蹲下来看了看设备铭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机器，不过保养得当还能用。
我又去了仓库。仓库管理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师傅，正蹲在门口捆纸板。我说明身份，他带我进去转了一圈。仓库里堆着不少半成品和配件，有些箱子上的标签都翘了边。老师傅叫孙守成，头发花白，话不多，但问什么答什么，不含糊。
“这些半成品压了多久了？”我指着一堆用塑料布盖着的铸件问。孙守成掀开塑料布一角，看了一眼：“快两年了。客户退回来的，说尺寸不对。”我弯腰看了看，铸件表面有裂纹，明显是模具老化导致的。“模具还能修吗？”他摇头：“模具车间去年就撤了，人都走了。”
我站在仓库里，四周堆得满满当当，空气里浮着铁锈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傍晚的光从小窗口斜射进来，照在那些落满灰的铸件上，像照着一堆没人管的旧账。我掏出手机，把仓库和车间的现状拍了几张照片，存进一个新建的文件夹里。
回到办公室时天已经暗了。我打开灯，把明天要问财务科的问题一条条写在笔记本上。写到最后，手机响了。李科长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程默，你猜对了。周炳坤今天下午根本没去市里开会，他去了吴德贵办公室，刚走。”
我握着手机，目光落在窗外黑黢黢的厂区上，声音很稳：“知道了。”挂断电话，我把笔记本合上，锁进抽屉。转过身，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是孙守成。他站在门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还热乎的馒头。他有些局促地笑了一下：“程厂长，食堂晚上没开火，我多带了两个，你要是不嫌弃……”
我接过来，馒头还带着他手上的温度。我说：“孙师傅，进来坐。”
他犹豫了一下，慢慢走进来，在靠墙的旧椅子上坐下，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有话要说。我没催他，掰开馒头吃了一口。半晌，他低声开了口：“程厂长，这个厂子不是不能救。是有些人不想让它活。”
我停下咀嚼，抬头看他。他眼角的皱纹在灯光下像刀刻的一样深。
“当年方厂长走之前，已经把新产品的图纸都画好了。他住的屋子，我们谁也没进去过。周炳坤说图纸早丢了，可我不信。”孙守成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墙听见。
我没说话，慢慢把剩下的馒头吃完，然后倒了一杯水推到他面前。
窗外起了风，厂区里那根旗杆上的绳子一下一下敲着铁杆，发出当当的响。像在打更。
第三章 旧图纸
第二天一早，财务科长孙茂林把账本甩在我桌上的时候，动作比话还快。他说：“程厂长，这是近半年的流水，您慢慢看。”说完转身就走，皮鞋底在水泥地上磕得山响。
我翻了两页，眉头就皱起来了。账面上七月的电费高达四万八千块，可车间里大半设备停着，烟囱都不冒烟。再看办公用品一栏，连续三个月都有“招待费”，数目不大，每个月五六千，但每次的经手人全是周炳坤。更蹊跷的是，仓库里明明堆着那批退回的铸件，账上却没任何体现，就像它们不存在。
我把有问题的地方标出来，列了一张单子。孙茂林送账本的时候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也没叫他回来问。有些账面上的事，急不得。厂子亏损不是一天两天，里面的糊涂账也不是一天两天能理清的。
孙守成昨晚在我办公室坐了很久，说了不少话。他说方厂长去世前半年，几乎天天泡在车间后面的小屋里画图，有时候画到半夜。那时候厂子已经不行了，订单越来越少，工人们心都散了，可方厂长像着了魔一样，谁劝都不听。后来人突然没了，周炳坤带人把那间小屋锁了，说是要清点遗物，可清点了三年也没清出个结果。
孙守成走的时候，门口那盏路灯闪了两下，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低声说：“程厂长，你要是有心，哪天我带你进去看看。钥匙，我留了一把。”说完没等我回话，人就消失在楼道拐角。
我知道他这是把命门交到我手里了。一个仓库管理员，私自藏了厂里锁死房间的钥匙，传出去是要担大责任的。他愿意信我，我不能让他白信。
上午处理完手头的事，我一个人绕到了车间后面的夹道里。那间小屋夹在车间和废料棚之间，门是旧的木门，刷过漆，后来被雨水泡得起了皮。锁是新的，黄铜色，在旧门上格外扎眼。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进去，转身往回走。过夹道的时候，迎面撞上一个年轻工人。他看见我，愣了一下，慌慌张张地低下头，从旁边溜走了。我扭头又看了一眼那间屋子的方向，心里盘算着，晚上再说。
中午孙守成在食堂给我留了饭。食堂里的饭菜清汤寡水，几个工人端着碗蹲在门口台阶上吃。我端着不锈钢餐盘坐过去，也没人让开，倒是有个老师傅抬头冲我点了一下，说：“程厂长也吃这个？”我点头：“你们能吃，我也能吃。”他不说话了，低头扒饭。
吃饭的时候，赵小娥从办公楼里跑过来，站在我边上说：“程厂长，市局来电话了，说您的工作关系还要补个手续，让您下午回去一趟。”我嚼完嘴里的菜，说：“知道了。”赵小娥站了一会儿，像在等我更多反应，见我没动静，才转身走了。吴德贵这条线，断不了。他大概是想看看我在这边过成什么样。
下午我去了趟市局。吴德贵不在，李科长见了我，把我拉到楼梯间说话。他说吴凯提了副科以后，架子摆得很大，科里几个人怨气不小，但没人敢吭声。他递给我一份内部通讯录，说：“市里马上要开国企改革座谈会，青江在名单上。你提前准备准备。”我接过来放进包里，说了声谢。李科长拍拍我胳膊：“你在那边稳住，别让人抓着把柄。”
从市局出来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我站在路边等公交，一辆黑色轿车从大院里拐出来，后窗玻璃上贴着深色膜，看不出里面坐的是谁。我看着车牌，是吴德贵的车。车子从我面前驶过，溅起一片水花，我往后退了一步，裤脚还是湿了。公交站台上的人都往后退，就我站在那儿，雨水顺着裤腿往下滴。
回到厂里时天快黑了。我没回办公室，直接去了仓库。孙守成正蹲在门口抽烟，看见我来，掐了烟头，站起来往夹道那边努了努嘴。我们两个一前一后走过去，路上没说话。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打在废料棚的铁皮顶上，响成一片。
到了小屋门口，孙守成往两边看了看，从裤兜里摸出一把包着油纸的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锁开了。他推开门，一股沉闷的旧纸味扑面而来。我打开手机灯，照进去。
屋子不大，靠墙摆着一张木桌，桌上堆着图纸和本子。墙上用图钉钉满了各类机械设计图，有些已经受潮泛黄，边角卷起来。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里面插着几支铅笔，还有半包没抽完的烟，烟盒上印着模糊的“青江”两个字。
方厂长的本子摊开着，最新一页的日期停在三年前他去世前三天。上面画着一个零件，我认得出来，是旋耕机变速箱的核心部件。旁边写了几行字，字迹潦草，但能看清：“比江南厂的轻两公斤，成本降四成。给我三个月，我能让青江翻过来。”
三个月。人没等到。我站在桌前，用手指轻轻抚平本子一角，长久没说话。孙守成站在我身后，呼吸重了起来，像在忍着什么。
我把本子和关键图纸收起来，装进随身带的帆布袋里，又把其余的资料整理好，锁回小屋里。走出门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孙守成把锁重新挂好，低声说：“这些东西放我那儿也不安全。程厂长，你得找个地方。”我点头：“我知道。”
回到办公室，我把帆布袋锁进铁皮柜最底层，上面盖上旧报纸。刚直起身，手机响了，是赵小娥：“程厂长，周厂长说明天上午九点开厂务会，有重要事情宣布。”
我站在窗前，看着雨后的厂区，灯光在水洼里碎成一地金色。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回办公桌前，把那张单子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明天开会，周炳坤要宣布的“重要事情”，恐怕是冲我来的。
我合上单子，关灯躺下。窗外传来几声狗叫，远一阵近一阵。青江的夜晚，终于安静下来了。
第四章 厂务会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坐在会议室里。这回人到得比昨天齐整，连平时不大露面的工会主席都来了。周炳坤最后一个进来，夹着他那个黑皮包，脸上挂着笑，在主位上坐下。他清了清嗓子，说：“今天这个会，主要宣布几件事。”
我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笔记本，神色不变。
周炳坤翻开文件夹，拉长声音念：“经厂务会研究，为了精减开支、提高效率，从下个月起，生产车间实行轮岗轮休制度。目前订单不足，二车间暂时关闭，设备封存。三车间维持最低运转。”他念完，抬眼扫了一圈，“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说说。”
会场安静了一瞬。几个车间主任低着头不说话，孙茂林拿着笔在纸上画圈，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赵小娥看了看周炳坤，又看了看我，欲言又止。
我放下笔，不紧不慢地开口：“周厂长，轮岗轮休我没意见。但二车间关闭之前，有没有盘过底？”周炳坤转过来看我，脸上笑意不改：“程厂长什么意思？”我说：“二车间的设备虽然旧，但封存不保养，半年后就是一堆废铁。而且车间里那批退回的铸件，我昨天去仓库看了，不是不能返修，是没人管。直接把车间关了，这些损失算谁的？”
周炳坤的嘴角抽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慢悠悠点着烟，说：“程厂长刚来，有些情况不了解。那批铸件早就是死账了，返修成本比新做还高。厂里现在最要紧的是止血，不是往坑里继续填钱。”他顿了顿，把烟灰弹进烟灰缸，“我知道你有想法，但厂子运转不是写材料。写错了能撕了重来，机器停错了可整条线都没了。”
这话说得不软不硬，却明摆着当众说我不懂行。旁边几个干部偷眼看我，有人嘴角已经挂上了笑。我脸上没什么表情，等他抽完一口烟，才平静地接话：“周厂长说得对，机器不能乱动。所以封存前必须做全套保养。这事我负责，不用厂里出钱，我找市里申请设备维护专项资金。批不下来，我自掏腰包。”
会场一下静了。周炳坤的脸色终于沉了下来，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慢慢把烟按灭，说：“程厂长有这个担当，那我自然支持。不过二车间主任老钱得配合，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点头：“当然。”
散会后，赵小娥追出来，在楼梯转角叫住我：“程厂长，设备维护专项资金前年就取消了，您不知道啊？”我脚步没停，说：“知道。”她愣了一下：“那您还……”我站定，回头看她：“赵姐，有些事求人不如求己。但气势上不能输。”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当天下午，我去了市发改委，找了一个老熟人。此人叫郑建国，发改委工业科科长，跟我在市局一起开过几次会，算是认识。他听我说明来意，笑了笑，说：“专项资金取消了不假，但今年的产业扶持资金还在，青江的情况确实符合申报条件。关键是一般没人去报，那套材料能把人烦死。”我笑着说：“我不怕烦。”
郑建国给我指了条路，又提醒了一句：“你们厂那个周炳坤，跟局里的关系很硬。你要报项目，最后很可能被他截胡。”我点头：“所以材料得我来写，字得他来签，渠道得借你的。”郑建国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程默，你这一肚子算盘，以前在局里怎么没见你打？”我笑笑：“没到打的时候。”
回厂已经是傍晚。我先进办公室把申报材料的大纲列出来，又去找二车间主任老钱。老钱五十多岁，瘦长脸，一双粗糙的大手，见我来了，有些戒备。我把维护设备的事说了一遍，他听完没吱声，拿起搪瓷缸喝了口水，才说：“程厂长，不是我不配合。那批设备多久没动过了，光除锈就得两个月。而且您说没钱，让弟兄们白干？”我说：“申请下来的资金可以优先补发车间加班费，这是政策允许的。到时候拿不到钱，我走人。”
老钱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把搪瓷缸往桌上一顿：“行，您这话我信一回。”
晚上回到办公室，我开始草拟产业扶持资金申报材料。写到一半，孙守成来了。他手里端着个搪瓷杯，里面是热腾腾的姜茶，说：“程厂长，天凉了，喝口暖暖。”我接过来抿了一口，辣味从嗓子眼一直热到胃里。他站在桌边，压低声音说：“周炳坤今天下班后去了市里，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看，直接回了宿舍，没进办公室。”
我放下茶杯：“知道他去见谁吗？”孙守成摇头：“司机没跟，自己开的车。”我点点头，没再问。孙守成站了一会儿，又说：“程厂长，厂里这些工人，其实都盼着有个人能站出来。就是以前那些领导说得好听，做起来全缩了。”我看着他，说：“慢慢来，先把眼前的事做成。”
他走了以后，我继续写材料，一直写到后半夜。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窗台上，噼里啪啦的。我起身关窗，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八个字：提防周炳坤，有人给他出招。
我看了几秒，没回，删掉短信。有些话不用回，记在心里就好。
雨下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天刚擦亮，我下楼去车间，远远看见老钱带着几个工人已经在二车间门口忙活。铁门拉着半截，里面亮着灯，除锈的声音咣当咣当传出来。老钱扭头看见我，抬手招呼了一声：“程厂长，昨晚我寻思了一宿，不能等申报下来再动手。先干起来，工钱以后再说。”
我站在车间门口，清晨的风从身后吹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潮气。我看着那几个弯腰干活的背影，嗓子有些紧，只点了点头，说：“好。”
就在这时，赵小娥从办公楼方向跑过来，脸色发白，手里捏着一封信，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地说：“程厂长，不好了。市里刚送来一份东西，是周厂长让转的。说有人举报您……说您私自带人进了方厂长生前的工作室，动了遗物。”
我一动不动，眼睛看着远处。老钱和工人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朝这边看过来。
赵小娥的声音发颤：“举报信上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您跟孙守成昨晚一起进去的，还拿了东西。”
雨后的厂区，空气里飘着铁腥味。我慢慢转过身，平静地问：“信在哪儿？”
第五章 反手
赵小娥把那封信递过来的时候，手还在抖。我接过来展开扫了一遍，是打印件，落款“青江厂老职工”。信里写得很具体，时间、地点、人物都齐了，连孙守成掏出钥匙的细节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只少了一个环节：我们进屋以后到底拿走了什么。
这说明写信的人没进屋，只在外头盯着。
我把信折好，抬头对赵小娥说：“这封信周厂长什么时候收到的？”赵小娥说：“昨天半夜就收到了，他今天一早让人送过来的，说要请您先看看。”我点头，把信装进裤兜里，对老钱他们扬了扬手：“接着干，没事。”工人们互相看了一眼，又拿起工具继续除锈。
回到办公室，我让赵小娥去请周炳坤。十分钟后，周炳坤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关切的假笑，走路不紧不慢。他往我对面一坐，叹了口气说：“程厂长，这事可不好办啊。举报信虽然匿名，但牵涉到老厂长的遗物，厂里上上下下都看着呢。”
我给他倒了杯水，自己坐回椅子上，语调平淡：“周厂长，这封信里有个地方我不太明白。他说我和孙守成进了方厂长的工作室，拿了东西。可这间工作室，当初不是厂里清点过的吗？”周炳坤眼神闪了闪：“是啊，清点过了。”
我点点头，从帆布袋里拿出那把包着油纸的钥匙，放在桌面上。钥匙旁边又放了一本从市局带回来的文件，是关于国企资产清查的通知。我说：“既然是清点过了，那屋子里怎么还留着方厂长生前的设计图纸和笔记本？这些东西算不算国有资产？”
周炳坤脸上的笑终于挂不住了，他伸手去拿水杯，喝了口水，放下：“程厂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紧不慢地说：“我的意思是，那间屋子里剩下的东西，厂里应该重新登记造册。方厂长留下的技术资料如果还有价值，该归置就归置，该存档就存档。我昨晚进去，确实看了现场，也确实带回了几份资料。不为别的，就为摸清楚厂里的家底。”
我站起来，走到铁皮柜前，打开锁，把里面那个帆布袋取出来，放到周炳坤面前：“东西都在这儿。周厂长可以现在清点，也可以叫纪检的人来清点。我程默做事的规矩，每一页纸都有交代。”
周炳坤脸色变了几变，好一会儿没说话。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凝住了，外面车间传来除锈的咣当声，一下一下的，像在敲他脑壳。他慢慢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才说：“程厂长，你这个人，做事太较真了。”我笑了一声：“不较真，账摆不平。”
周炳坤把烟在烟灰缸边上磕了磕，起身整了整衣领，说：“既然你这么说，那好，东西你收着，不过得写个情况说明。厂里的手续不能乱。”我说：“中午之前给你。”他点了下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看我一眼，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话，推门出去了。
脚步声远了。我坐回椅子上，后背已经汗湿了一层。这一手能翻过来，是因为我早知道周炳坤不可能真把事情闹大。他心里有鬼，三年前的“清点”有多少猫腻，他自己最清楚。真把纪检招来，先被查的一定不是我。
中午，我写好了情况说明，一式三份，签了字，一份交办公室存档，一份给周炳坤，一份自己留着。赵小娥接过说明的时候，小声说：“程厂长，您胆子真大。”我笑笑没说话。胆子不是生来的，是被逼出来的。
下午我继续跑产业扶持资金的申报。郑建国给我发了份模板过来，又帮我约了工信局一个分管副局长。我带着材料去了趟工信局，副局长姓王，五十来岁，方脸，说话干脆。他翻完材料，问：“青江有什么核心技术？”我把方厂长留下的那几页图纸拿出来，平铺在桌面上，从变速箱的结构改进讲到成本控制，一条一条说给他听。
王副局长听完，眼睛亮了一下：“这东西如果真能落地，倒是可以往农机智能化方向靠。”他合上材料，“不过光有图纸没用，你们得做出样机来。扶持资金我不可能直接给，要考察。”我说：“给我两个月，我把样机做出来。”他看了看我，笑了一下：“行，我记着你这句话。”
从工信局出来的时候，天又阴了。我站在台阶上给老钱打了个电话，问他车间里那几台老设备能不能修到能用的程度。老钱在电话里咂了咂嘴：“能修，但得换几个配件。配件钱得两千多。”我说：“我来想办法。”老钱说：“程厂长，厂里账上连两千块都拿不出来。”我说：“我知道，我私人垫。”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钱的声音低下来：“程厂长，你图啥？”
我握着手机，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心里很清楚自己图啥。图被人踩了八年之后，还能站着把事做成。
回到厂里，我把自己的工资卡拿出来，去财务科垫了两千块配件钱。孙茂林收钱的时候手顿了一下，抬头看我，目光复杂：“程厂长，你这是何苦。”我笑着说：“先干活。”
傍晚，孙守成找到我，说想带我去方厂长家里看看。我愣了一下：“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孙守成说：“老伴还在，住在老厂区后面的家属院里。身体不好，靠领遗属补助过日子。方厂长走以后，逢年过节厂里都没人去过。周炳坤不让。”
我心里一沉，说：“那得去。”
孙守成骑了辆旧自行车，我跟他并排走着。家属院是几排红砖平房，方厂长家在最里面一间。门虚掩着，门口种着一排月季，花已经谢了。孙守成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有些虚弱的声音：“进来。”
方厂长的老伴姓宋，花白头发，坐在里屋的旧沙发上，腿上搭着条薄毯。见我们进来，她有些惊讶，忙招呼坐。屋里陈设很旧，但收拾得干净。墙上挂着方厂长年轻时的照片，跟厂办公室玻璃板下那张是同一批。
宋阿姨听说我是新来的厂长，眼睛忽然红了，拉住我的手说：“老方走的那天早上，还说要给厂里办成一件大事。他连鞋带都没系好就往厂里跑，后来就……”她别过脸去抹眼泪，我站在那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临走时，我塞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千块钱。她死活不要，我放在茶几上，说：“阿姨，方厂长的事，厂里会记着。”她看着我，眼泪又掉下来。孙守成在门口抽烟，烟头一明一暗。
回到厂里已经快十点。我洗了把脸，坐在办公室里，把方厂长留下的本子又翻了一遍。昏黄的灯光下，他潦草的字迹里透着股倔劲，像在跟时间赛跑。
我合上本子，在笔记本上写下两行字：两个月，样机。给活人看，也给走了的人看。
远处有火车从城外经过，汽笛声穿过夜风，隐隐约约的，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第六章 暗手
样机的事刚铺开摊子，周炳坤就出了手。
星期三一早，二车间几个工人刚把设备底座拆开，厂办就来了通知：从本周起，二车间执行轮岗轮休，除老钱外，其余工人一律到三车间支援生产。赵小娥把通知贴在宣传栏上，工人们围过去看了一眼，回来脸色都不好看。
老钱直接找到我办公室，把手套往桌上一摔，说：“程厂长，这不明摆着拆台吗？三车间根本不缺人，一天就那点活，叫我们过去闲坐着？”我给他倒了杯水，示意他先坐下。他说自己坐不住，在屋里转了两圈，最后靠在墙上，瞪着眼看我：“您给句话，怎么办？”
我思考了几秒，说：“通知是厂务会的决定，硬顶不行。这样，二车间设备保养的活儿谁牵头？”老钱说：“自然是我。”我点头：“那就好。轮岗轮休没说不能培训。你把人带到三车间，安排他们给年轻工人做技术传帮带，下班以后自愿留下来，我带着大家继续搞除锈和配件测绘。算加班，工时记着，以后补。”
老钱听完，眉毛一挑：“您这是打擦边球啊。”我摇头：“这叫合理利用现有制度。他不让二车间开工，没说不许工人学技术。三车间那些年轻工人也的确需要老师傅带，传帮带的名头正合适。”
老钱笑了，抓起手套说：“成，我去安排。”
当天下午，老钱就带着二车间七八个工人去了三车间。三车间主任姓刘，是个老实人，见人来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办。老钱拍拍他肩膀：“老刘，我们来帮忙，不添乱。”刘主任搓了搓手，连说欢迎。工人们倒没什么抵触，反正活儿不多，有老师傅在旁边指点，年轻人还乐得学东西。
周炳坤听说了这事，把刘主任叫去问话。刘主任回来的时候脸色发白，对我说：“程厂长，周厂长问二车间的人怎么都到三车间来了，我说是技术帮扶，他就没再说什么，只交代了一句‘别搞小动作’。”我点头：“不怪你，他找你是正常问话。你该怎么配合怎么配合。”
晚上六点下班，三车间的工人走得差不多了，二车间的几个人却没走。老钱带着他们又回到二车间，把灯打开，继续干除锈和测绘。我过去的时候，孙守成也在，正蹲在地上拿着游标卡尺量一个旧配件的尺寸。他抬起头看见我，憨厚地笑了笑：“我下班没事，过来帮把手。”
我卷起袖子，跟他们一起干。设备底座上的锈片一块块剥落，露出下面斑驳的铸铁面。有台冲床的导轨锈得特别厉害，老钱说这个得拆下来重新研刮。我问：“研刮的手艺还有人会吗？”老钱指了指自己：“我就会。不过得小胡帮忙，那小子手稳。”旁边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抬起头，冲我点了点头，没说多余的话。他叫胡志强，是三车间的技术员，下班主动留下来帮忙的。
一连几天，我们都是白天在各自岗位上干活，晚上回到二车间加班。厂里的人渐渐都知道了，有人私下说：“新来的程厂长天天跟工人一起钻车间，搞得一身油。”也有人说：“做做样子罢了，熬不了几天。”这些话传进我耳朵，我就当没听见。做没做样子，用不着跟谁解释。
到了第四天晚上，出了一件事。我们正在车间里测量配件，突然断电了。整个二车间一片漆黑，机器声戛然而止。老钱骂了一声，摸出手电筒照了照，说：“肯定是总闸被拉了。”我让他别急，跟孙守成一起去配电房查看。配电房在厂区西头，门锁着，钥匙在值班电工手里。值班室灯亮着，电工老崔正在听收音机，见我来了，有些慌张地站起来：“程厂长，这电闸我也不清楚，突然就跳了。”
我看着他躲闪的眼神，心里有了数。但我没点破，只说：“跳了就合上。”老崔说：“配电房里面太暗，我进去瞅瞅。”他摸索着开了门，进去合了闸，二车间的灯重新亮了起来。我站在门口说：“老崔，以后二车间晚上加班，我会让老钱提前跟你打招呼。你值班也不容易，我们互相体谅。”老崔连连点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第二天晚上，电没断。但老钱发现前一天夜里有人把车间后窗撬开了一条缝，几把工具不翼而飞。我报了厂保卫科，保卫科来人看了看，说：“厂区监控坏了大半，这地方又是监控死角，查不出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我坐在车间里，看着工人们泄气的脸，心里清楚这是连环套。断电、丢工具、安排轮岗，目的就一个，让我这摊子事干不成。我站起来，对老钱和工人们说：“工具丢了，我再去买。电断了，以后自己带手电。他不让我们干，我们偏要干成。”工人们互相看看，老钱先站了起来，拍着胸脯说：“对，怕他个球。”大家哄笑一声，士气倒上来了。
周末，我带着老钱和胡志强去了一趟市里的旧货市场，淘回来一台二手小型车床和一些测绘工具，总共花了三千多，还是我垫的。老钱看着那台车床，眼睛发亮，说：“有了这家伙，小配件能自己做了。”胡志强围着车床转了两圈，说：“程厂长，这机器虽然是旧的，但精度还行，调一调能用。”我说：“那你还等什么，调。”胡志强笑了，露出两排白牙：“得令。”
这时候我手机响了，是郑建国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程默，你上次托我问的事有眉目了。市里下个月要开国企改革座谈会，参会企业名单已经定了，青江机械厂也在其中。但发言人名额有限，你们厂报的是周炳坤。”我听完没说话。郑建国又说：“我把你的情况跟主管领导提了一嘴，他说可以让青江多安排一个发言。不过周炳坤那边得同意。”
我握着手机，站在旧货市场嘈杂的人群里，缓缓说：“他不同意。”郑建国笑了一声：“那你就想办法让他同意。”
挂了电话，我转身看着老钱和胡志强正围着那台旧车床忙活，阳光照在他们身上，脸上都是细密的汗珠。我走过去，把手机揣进裤兜，对老钱说：“下个月市里有个会，我要在会上讲我们正在做的事。”老钱抬起头：“周厂长能让你去？”我笑了笑：“所以得先做出东西来，让他想拦都拦不住。”
那天晚上回到厂里，我把所有样机进度重新排了一遍。时间紧，任务重，但我心里有底。方厂长留下的图纸是关键，只要能把那个变速箱的改进件做出来，青江就有翻身的资本。周炳坤越不让干，越说明他怕。
临睡前，我收到孙守成发来的一条消息：程厂长，周炳坤明天要去省城，说是开行业会，走的很急。我把手机放回枕边，闭上眼睛。他这一走，至少三五天回不来。
我翻了翻身，对着黑暗里轻轻说了句：“正好。”
第七章 外援
周炳坤前脚刚走，后脚我就让老钱把二车间的进度往前赶了一倍。白天照常轮岗，晚上加班到十一点。几天下来，旧设备拆解得差不多了，关键配件的图纸也重新复核了一遍。但有个核心问题卡在眼前：变速箱壳体的材质。
方厂长在图纸上标的是灰铸铁，但页边有道铅笔批注，写着“球墨铸铁更佳，重量可降，强度更高，需试验”。这说明他生前已经在考虑升级材料，但没来得及做。老钱看了之后直咂嘴：“球墨铸铁是好东西，可厂里没有铸造条件，以前都是外协。现在外面那些厂一听是青江的活，躲都来不及。”
我问他：“附近有没有靠得住的小铸造厂？”老钱想了想，说：“有一家，老板姓龚，以前给青江做过配套，后来厂里拖欠货款，人家不干了。”我让老钱把联系方式找出来，又翻开方厂长的笔记本。夹在中间的一页里，掉出一张旧名片，边角已经磨毛了。上面印着：省农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秦望山。
我试着拨了名片上的号码，响了三声，接起来的是个苍老的声音：“喂，哪位？”我说了身份，提到方厂长。电话那头突然静了几秒，接着声音有些发颤：“你是青江的新厂长？方文修走了三年，你们还有人记得他？”我说：“方厂长的图纸还在，我想接着做下去。”那头又沉默了，然后说：“你等我，我后天到。”
两天后，秦望山出现在厂门口。七十出头，满头银发，身形清瘦，背挺得很直。他往二车间里一站，看见那几台拆开的老设备，眼圈就红了。他蹲下身子，摸着底座上的铭牌，嘴里喃喃：“这机器当年是我和老方一起去选的。”我陪着他把车间走了个遍，最后到办公室，我把图纸和本子全摆出来。他戴上老花镜，翻得很慢，嘴唇不时动一下，像在跟自己说话。
翻到变速箱壳体那一页，他停下来，指着页边那道批注说：“这个方向是对的。球墨铸铁重量轻，强度高，做旋耕机变速箱壳体最合适。不过熔炼参数不同，小厂掌握不好容易出问题。”他抬头看我，“你们现在有什么铸造渠道？”我实话实说：“没有。欠龚老板的货款还没结，人家不给做。”
秦望山哼了一声，摘下眼镜：“那好办，我这张老脸还能卖两回。你带我去找那个龚老板。”
龚老板的铸造厂在城北郊区，厂子不大，两排简易厂房，烟囱正冒着淡淡的黑烟。他见到秦望山，先是一愣，接着满脸堆笑迎上来：“秦老师，什么风把您吹来了？”秦望山没跟他客套，指了指我：“这是青江的新厂长程默。我陪他来，想谈谈试制球铁壳体的活。”
龚老板脸上的笑淡了下来，看了看我，语气有些生硬：“秦老师，不是我不给您面子。青江欠我那笔货款快两年了，四万多块，到现在没个说法。我小本买卖，真经不起再垫。”我接过话：“龚老板，旧账归旧账，我认。新活是现结，不过得宽我一个月。我用青江的设备做抵押，白纸黑字写清楚。”龚老板打量我几眼，又看秦望山。
秦望山慢悠悠开口：“小龚，当年方文修在我手下当学生的时候，你的厂子刚起步，是方文修给你介绍的头三笔生意。我记性不差。”龚老板脸色变了，搓了搓手，叹了口气：“秦老师，您别说了。这活我接，抵押就不用了。四万块欠款……以后有余力再说。”他顿了顿，“程厂长，你记住，这活是我给方厂长一个面子。”
从铸造厂出来，天色已经暗了。秦望山坐进老钱的电三轮里，风吹着他满头白发。我站在路边，朝他鞠了一躬，说：“秦老师，这份情，我记下了。”他摆摆手，没说话。
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联系秦望山和龚老板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省城。周炳坤在省城没待满三天就回来了。他回来的当天下午，厂办就接到市局通知：近期将对市属亏损企业开展财务审计，审计期间各单位应暂停重大技改支出和资产处置，全力配合。
赵小娥把通知拿给我的时候，手又在抖。我平静地看完，签了回执。周炳坤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厂里，身后跟着几个穿深色夹克的人，板着脸，腋下夹着文件夹。他看见我，笑了一声：“程厂长，审计组的同志来了，得在厂里住几天。你那些设备保养的事，先停一停吧。”
我说：“自然配合。”
审计组在厂里查了三天。这三天，我没让老钱他们晚上再加班，二车间白天也没动静。厂区又恢复了之前那种死气沉沉的样子，只有三车间还断断续续传来机器声，像在应付差事。
第三天傍晚，审计组的人把我叫到会议室问话。问的是近一个月来的支出情况，我垫付的配件费、二手设备购置费、还有那批从方厂长旧工作室拿出来的资料。我一一说明，账目清楚，票据齐全。他们听了，没说什么。
问完话出来，我走到院子里，看见周炳坤正陪着审计组组长说话，递烟递水，脸上笑容可掬。我正想回办公室，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拿出来一看，是秦望山发来的短信：球铁试件今晚出炉，初步检测没问题。你那边怎么样？
我没回，把手机揣回去。抬头看天，乌云压得很低，像是又要下雨了。就在这时，周炳坤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程厂长，审计组明天还要看仓库。你提前把门开好。”
我转过身，看着他那张挂着笑的脸，语气平静：“仓库的事，我配合。”周炳坤点点头，朝我走近了两步，压低声音：“程厂长，有句老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在厂里这些天，我也看在眼里。只要你不折腾，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
我看着他，没接话。等他说完了，我才不紧不慢地说：“周厂长，面子上过不过得去，得看事做得对不对。我这个人，不惹事，也不怕事。”
周炳坤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随即“呵呵”两声，转身走了。
夜里果然下起了雨，不大，密密地洒在窗户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龚老板的试件已经成了，可审计组一天不走，我就一天不能把这摊子事摆到明面上。周炳坤到底想怎么收场，我还没想透。
将近午夜，手机屏幕突然亮了，是老钱打来的。我接起来，他压低着嗓子说：“程厂长，坏了。龚老板那批试件晚上用三轮车送过来，在厂后门被保卫科的人看见了。现在周炳坤和审计组的人都在现场，说要扣下来查来源。”
我翻身坐起，穿上外套，说了句：“我马上到。”推开门，雨丝扑面而来，凉得人一激灵。厂区里路灯昏黄，人影绰绰，后门方向亮着几束手电光，像要把整个黑夜都撕开。
我大步走过去，手里攥着手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盘棋，不能输在今晚。
第八章 雨夜后门
我赶到后门时，雨下得正紧。几束手电光在雨幕里乱晃，把人和车的影子都打得支离破碎。老钱站在三轮车旁边，浑身湿透，嘴唇紧抿着，眼睛里像烧着火。周炳坤站在他对面，身后跟着保卫科的老崔和另外两个保安。审计组的人站在稍远处，打着伞，静静看着。
三轮车上盖着防雨布，鼓鼓囊囊的。周炳坤见我来了，转过脸，手电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又移开：“程厂长，大半夜的，这些货从后门偷着进来，我总得问问清楚。审计期间有规定，重大资产变动要报备，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我走到老钱身边，拍了拍他肩膀，示意他别说话。然后我转过身，面对着周炳坤，声音不高不低：“周厂长，这不是货。这是几件球墨铸铁试件，龚氏铸造厂免费帮我们试制的，厂里没花一分钱。没有采购合同，没有资金支出，不存在资产变动。”
周炳坤笑了一声：“没花钱？那更得说清楚了。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万一是别人送的，那算什么？别到时候查出个违规收受。”他扭头对审计组组长说，“严组长，您看这事，是不是得记一下？”
严组长姓严，五十来岁，面容清瘦，目光却沉。他往前走了两步，看了看三轮车上的防雨布，又看看我：“程厂长，你说这是试件，有什么凭证？”
我从怀里掏出手机，翻出秦望山发来的信息和龚老板写的一张便条，走过去递给他。便条是龚老板亲笔写的，上面写着“球铁试件三件，为技术验证免费试制，不收取任何费用”，下面签了名，还盖了铸造厂的公章。严组长接过去，就着手电光看了一遍，又递给旁边的人看。
周炳坤脸色变了一下，但嘴里仍说：“即便是免费的，审计期间搞这些总归不妥。程厂长你刚来，很多规矩不清楚，以后注意。”我看着他，语气平静：“周厂长，审计组的同志在这儿，我们不妨把话说明白。厂里现在这个状况，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大的不妥。二车间设备生锈，三车间产能空转，仓库里那批退货一压两年没人管。我找人做几个试件，是想看看方厂长留下的技术方案还能不能落地。如果这都算违规，那青江只能等着烂到底了。”
雨越下越大，我的声音在雨里却清清楚楚。老钱在旁边挺直了腰板，三轮车上的防雨布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黑灰色的球铁试件，表面还带着刚打磨过的痕迹，在车灯照射下泛着青冷的光。
严组长沉默了片刻，说：“程厂长，你的心情我理解。但审计就是审计，程序不能破。这样，试件先别往厂里搬了，先暂存在厂门口的值班室，明天我们看过实物再说。至于今晚的事，不追究了。”他顿了顿，又补一句，“不过下不为例。”
我点头：“好。那就听严组长的。”
周炳坤嘴角抽了抽，没再说话。老崔那几个保安站在后面，缩着脖子，像怕被雨浇得更透。老钱把三轮车推到值班室门口，我和他一起把试件搬进去。雨顺着屋檐往下淌，打在铁皮檐上，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搬完试件，严组长没走，他让其他人先回，打着伞站在值班室外的老槐树下，冲我招了招手。我让老钱先回去换衣服，自己走过去。他看着我，低声说：“程厂长，今晚这事我可以不计较，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审计组下来之前，局里转来一份材料，是一个月前写的，说你私入已故厂长方文修的工作室，擅自取走技术资料，涉嫌侵占国有资产。这材料原来没入档，这次审计一起带来了。”
我心头一凛，但面上不动：“严组长，这事我已经主动向厂里写过情况说明，资料也都锁在办公室的铁皮柜里，随时可以查。”严组长点点头：“我知道。能主动交代，说明你心里没鬼。但材料上还提到一件事，说你暗地里联系了省农机所的人，想拿厂里的技术底子出去做人情。这个说法，周炳坤在审计组面前也提过。”
我听了，反倒笑了一声：“严组长，我联系的是方厂长生前的同事秦望山秦老师，七十多岁了，退休在家。我请他帮忙指导技术，没花厂里一分钱，也没给过任何人好处。这事我明天可以当面跟审计组说清楚。”
严组长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小程，我在审计系统干了二十多年，像你这样主动往火坑里跳的，不多见。”他拍拍我胳膊，“把证据都准备好，明天上午我们过材料。别让人把好话说成坏话。”
他走了，伞顶在雨里一晃一晃，渐渐远了。我独自站在值班室门口，雨丝被风吹进来，扑在脸上凉意透骨。我掏出手机，给秦望山发了条短信：“秦老师，明天上午审计组要过材料，麻烦您把试件检测报告发我一份。”不到两分钟，那边就回了：“好，十分钟后发你邮箱。”
我松了口气，又给孙守成发了条消息：“后门的事有人通风报信，你留意一下厂里那几个保安。”孙守成回了个“嗯”。
做完这些，我靠着值班室的墙站了一会儿，看雨势渐小。老钱从宿舍楼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件干外套递给我：“程厂长，你先披着，别冻坏了。”我接过来披上，问他：“今晚谁先发现的？”老钱说：“我把三轮车停在后门，正准备卸货，老崔就带着人来了，紧接着周炳坤也到了。时间掐得太准，像一直在等似的。”我点头：“后门那个位置，从办公楼三楼正好能看见。”老钱脸色一沉：“你是说有人盯着咱们？”我轻轻“嗯”了一声，没再往下说。
后半夜，雨停了。天边透出一点暗青，快亮了。我回到办公室，开灯坐下，把明天审计组可能要问的材料一件件排出来，摆在桌上。方厂长的图纸、笔记本、情况说明、龚老板的便条、秦望山的信息，每一份都用回形针别好。桌上那盏台灯光线昏黄，照得满屋子像浸在旧时光里。
我拿起方厂长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他画的那个变速箱壳体，线条硬朗，尺寸标注细致入微。旁边写着那句“给我三个月，我能让青江翻过来”。三年过去了，我等不了三个月。两个月，我要让这个厂子重新动起来。
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是秦望山发来的检测报告。我打开邮件，一眼看见最后一行结论：试样抗拉强度合格，延伸率优于灰铸铁，可进入装机试验阶段。
我合上手机，靠在椅背上，长长呼出一口气。天快亮了，明天审计组过材料，周炳坤那张网收得紧。但有些东西，他收不住。
比如天亮，比如人心。
第九章 账里账外
天刚亮我就醒了，窗外还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我洗了把脸，把审计组要的材料装进文件袋，走到会议室门口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周炳坤坐在严组长旁边，正低声说着什么，见我进来，脸上浮起一层若有若无的笑。
严组长示意我坐下，开门见山：“程厂长，今天主要过三件事。第一，方厂长工作室的事。第二，你联系省农机所秦望山的事。第三，昨晚后门那批试件的事。你一件件说清楚。”
我把文件袋打开，依次把情况说明、秦望山的身份介绍、龚老板的便条、检测报告，一样一样摆出来。每一个问题，我都拣最实在的话说，不绕弯子。会议室里很静，只有纸页翻动的声音。
讲到方厂长工作室的时候，周炳坤插了句嘴：“程厂长，你口口声声说那些资料是国有资产，可你从屋里拿出来的时候，跟厂里报备了吗？没有报备，就是私自处置。”我转头看他，声音很稳：“周厂长，我进那间屋子的钥匙，是孙守成当年参加厂里清点时留存的一把。三年前清点造册，那间屋子里剩了多少东西，册子上没写全。我补个情况说明，是补手续，不是认错。”
周炳坤冷笑了一声：“照你这么说，你倒是有功了？”我迎着他的目光：“功不功的不敢说，至少没让那些图纸在潮湿屋子里继续烂下去。”
严组长敲了敲桌面：“行了，别争了。这事我们会再核实。”他翻了翻材料，又问，“秦望山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找他？”我把秦望山的身份、与方厂长的关系、以及他来厂里指导的经过说了一遍。末了补了一句：“秦老师退休多年，来去路费都是他自己出的，我没让厂里报销过一分钱。”
严组长旁边一个小年轻在纸上记着什么，笔尖沙沙响。严组长沉默了一会儿，说：“程厂长，你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有些事，不是凭一张嘴就能定性的。我们得看证据。”我说：“证据都在这些文件里。”
会议室里静了片刻，周炳坤端起茶杯喝了口水，忽然对严组长说：“严组长，我这儿还有个情况。厂里有个老职工，前些天看见程厂长半夜三更在仓库外面转悠，后来又跟那个孙守成进了老厂房后头的小屋。当时想反映，又怕得罪人，后来听说审计组来了，才肯说。”他朝门口喊了一声，“老崔，你进来。”
门开了，老崔缩着脖子走进来，眼神不敢看我，站在那儿搓着手。严组长问他：“崔师傅，你把看到的情况说说。”老崔吞吞吐吐地说：“就……那天晚上我值班，看见程厂长跟孙守成往后头小屋去了，在门口鼓捣了半天，后来就进去了。再后来出来的时候，程厂长手里多了个袋子。”他说完，又补了一句，“具体装的什么，我没看清。”
我听着，没急着辩。等他说完，我才开口：“严组长，老崔说的那天晚上，确实有这回事。但有一点他没说全。他看见我们进屋，是因为他一直跟着我们。老崔，那天晚上你值班，按理应该在配电房，你怎么会绕到车间后面的夹道里？”老崔脸色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两下：“我、我巡逻，走到那儿碰巧看见的。”
我点点头，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值班记录表复印件：“这是保卫科的值班记录。老崔说他在巡逻，可记录上写的是配电房值守，时间是晚上八点到次日六点。老崔，你值守配电房的时候，怎么巡逻到车间后面的夹道去了？那条路跟配电房之间隔着一个废料棚，视线根本不通。你是怎么看见我们的？”
老崔张了张嘴，半天憋出一句：“我……记错了，可能不是那天。”我笑了一下：“那你到底看见没看见？”老崔额头上冒了汗，一只手在裤缝上来回搓。严组长皱了皱眉，沉声说：“崔师傅，你实事求是说。”
老崔抬头看了周炳坤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我……其实没看清。是周厂长后来问我，我说好像看见有人去后头了。就这么回事。”会议室里的空气像被抽紧了一般。周炳坤脸色铁青，手里的茶杯重重往桌上一放：“老崔，你说话可要负责任。”
严组长摆摆手，制止了周炳坤，看着老崔说：“行了，你先出去吧。”老崔像得了大赦，转身就往外走，脚下被门槛绊了一下，险些摔倒。
严组长合上文件夹，看了看我和周炳坤，语气淡然而有分量：“今天先到这里。程厂长，你的材料我们带走。周厂长，回头你补一份厂里近三年领导班子的分工说明过来。有些开支，我们也需要厂方给出合理解释。”
周炳坤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慢慢攥成了拳头，指节泛白。
散会后，我走出会议室，天已经大亮。厂区里的雾气散了，几缕阳光落在二车间生锈的大门上。老钱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水壶，见我出来，大步迎上来，压低声音说：“程厂长，昨晚的事我都听孙师傅说了。真替你捏把汗。”我笑了笑：“没事了。”
他松了口气，又凑近一步：“那审计组什么时候走？”我说：“还得一两天。”他“啧”了一声：“那咱们的活还停着？”我拍拍他肩膀：“晚上不加班了。不过白天不能闲着。你去找龚老板，把试件加工需要的工装夹具定下来。审计组一走，我们立刻装机试验。”
老钱重重一点头，拎着水壶大步走了。我站在原地，看他的背影消失在车间拐角，心里盘算着下一步。严组长最后那句话，分量不轻。他已经对周炳坤起疑了，那笔糊涂账只要一翻，周炳坤比谁都难受。
当天下午，孙守成来找我，说厂部会议室那边有动静。审计组的人把周炳坤叫进去问了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周炳坤脸色难看极了，连茶杯都没拿。我点头，没多问。有些事，不用问，也知道。
傍晚，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翻材料，赵小娥来了。她站在门口，笑得有些拘谨：“程厂长，厂里好几年没这么热闹了。今天三车间的人都偷偷议论，说审计组来了一查，周厂长比您还紧张。”我放下笔，说：“赵姐，有些话听听就好，别往外传。”她连连摆手：“我不会的，我嘴严着呢。”
正说着，我手机响了。是严组长打来的。我接起来，他声音很低：“程厂长，你那个老厂长方文修，三年前去世当天，医院出诊记录有点问题。周炳坤说的是他自己把人背到厂门口等救护车，但医院记录上写的是‘患者被两名职工送来’。你知道那天还有谁在场吗？”
我握着手机，脑子飞快转起来。方厂长去世那天，孙守成应该知道些情况。我压低声音问：“严组长，这事我回头查一下。”他说：“好，你注意分寸，别打草惊蛇。”
挂断电话，我立刻给孙守成发了条信息：方厂长走那天，是不是有职工在场？孙守成很快回了一条：有。是我和老钱。
我盯着屏幕上的字，呼吸慢慢沉了下去。三年前的那天，周炳坤到底做了什么，他和方厂长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孙守成和老钱为什么一直不说？
窗外夕阳斜照，把整个厂区镀成一片暗红。我站起身，把手机揣进兜里。该问的，是时候问了。
第十章 三年前那天
傍晚的厂区被晚霞罩着，红得有些发闷。我没回办公室，直接去了仓库。孙守成正在清点货架，手里那本旧台账翻得哗哗响。老钱也到了，坐在门口的木箱上抽烟，烟头在暗下来的天色里一亮一亮。
我走过去，把门掩上，仓库里只剩一盏昏黄的吊灯。他们俩大概都猜到了我要问什么，没人先开口。我沉默了几秒，说：“严组长在查三年前方厂长去世那天的事。医院记录上写的是两名职工把人送到医院，不是周炳坤说的那样。你们两个，是那天送人去的医院。”
老钱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在鞋底按灭，抬头看我，声音发沉：“程厂长，这事我们憋了三年了。不是不想说，是说了怕害了家里。”孙守成站在货架旁，手指抠着账本边角，眼眶已经泛红。
我搬了个木箱坐下来，说：“你们把那天的事，原原本本告诉我。别的先不用管。”老钱和孙守成对视一眼，孙守成先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那天早上，方厂长来得特别早。他把我叫去，说周炳坤前一天晚上给他打了个电话，威胁他，说要把厂里新产品的图纸交给外面的厂子换钱。方厂长气得一夜没睡，早上来的时候走路都在晃。”
老钱接过去：“我那天在车间里擦床子，听见后头小屋有动静，跑过去一看，方厂长倒在地上，周炳坤就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方厂长的本子翻。他看见我，说方厂长自己摔了，让我别声张。我信不过，赶紧喊孙守成来，一起把人抬出来送医院。路上方厂长还能说话，就一句：‘别让周炳坤碰我的图。’”
孙守成咬着牙补充：“到了医院，医生说送晚了。要是早二十分钟，说不定还能救回来。我们在厂门口等车的时候，周炳坤一直没露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回头就把方厂长办公室和工作室都翻了，把很多图纸拿走了。等我们从医院回来，工作室的门锁已经换了新的。”
仓库里静得能听见灯泡里细微的电流声。我坐在木箱上，两只手交叉撑在膝盖上，心里的火一阵阵往上顶，但脸上没露出来。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问：“这些话，你们有没有对别人提过？”老钱说：“只跟你一个人说了。以前不是没有人来问，但周炳坤在厂里一手遮天，我们不敢。”
我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看着他们：“严组长正在查。这些话，你们敢不敢写下来，签字，按手印。”老钱和孙守成都抬头看我。孙守成的嘴唇抖了抖，说：“敢。程厂长，你来了，我们才敢。”老钱也重重地点了头。
我回到办公室取来纸笔，在仓库里铺开。孙守成先写，老钱接着补。写到一半的时候，老钱的手在抖，我让他停下来喝口水。他摇头：“不碍事，憋了三年了，写出来痛快。”两页材料写满，两个人在末尾签了名字，按了红手印。我收好材料，放进文件夹里，用衣服裹住。
回到办公室已是晚上九点多。我打开灯，把那份材料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周炳坤，三年前的那个清晨，他到底在方厂长耳边说了什么，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但通话记录、医院记录、孙守成和老钱的证词，足以拼出完整的轮廓。剩下的，就是让该看到这份材料的人看到。
手机响了，是严组长。他问我：“方厂长去世那天，有没有职工在场？”我说：“有。我刚刚拿到两份亲笔证词。”严组长沉默了几秒，说：“明天上午你单独来找我，别让其他人知道。”我应了声，挂断电话。
那一夜我没怎么睡，脑子里反复过着三年前的场景。方文修，一个想把厂子救活的老厂长，最后被自己人逼得倒在了厂里。周炳坤，这个人的胆子比我想的还大。他之所以一直压着我，之所以怕我查旧账，就是因为他清楚，只要三年前的事被掀开，他不仅位置不保，还得进监狱。
第二天上午，我找了个去市里办事的理由，把证词材料装进公文包，坐公交去了审计组驻地。严组长在楼下一间小办公室里等我，关上门，我把材料递过去。他看完，很久没说话，最后摘下眼镜擦了擦，说：“程默，三年前的旧事，可能比我们想的更复杂。周炳坤背后，还有没有人，我不敢说。但就凭这份材料，他再也别想轻易脱身。”
我点点头，没说话。有些事，不用问得太满。严组长把材料锁进公文包，说：“你先回去，正常上班。审计组这边我会安排，近期不要打草惊蛇。”
从审计组驻地出来，天阴得很重。我坐公交回厂，车窗外行人匆匆。路过青江机械厂门口时，我隔着车窗看见老万正在升那面旧旗。风很大，旗子抖了几下，顺着旗杆慢慢爬上去，在半空里啪啦响。
刚进办公室，赵小娥就迎上来，说周炳坤今天没来上班，手机也打不通。我“哦”了一声，没多问。不一会儿，厂里的几个中层聚在走廊里议论纷纷，声音不大，但字字落进我耳朵里：“审计组那边递了话，让周厂长暂时不要外出。”“听说他那辆公车今天被市局收回去了。”我端着茶杯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空出来的车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中午的时候，孙守成送饭来，照例两个馒头一份咸菜，外加一个鸡蛋。他说：“今天食堂菜多，有肉，工人们都高兴。”我笑了笑，让他坐下一起吃。他坐下后压低声音说：“程厂长，仓库门口那棵老槐树，昨天晚上有人在那儿站了半宿。我半夜起夜看见的，像老崔。”我“嗯”了一声，喝了口水，说：“老崔就是个棋子，不用管他。倒是你自己，晚上早点睡，别熬着。”孙守成点点头。
下午三点多，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来电。接通后，对方自报家门：“市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姓顾。程默同志，你明天上午九点来一趟，带好身份证和工作证。”
我握着手机，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这个节骨眼上，能是什么事？半个月前我申请调过来的时候，手续是从市局走的，关系已经落在青江。现在组织部直接通知我，要么是审计的事，要么就是更大的事。
我说：“好，明天准时到。”对方挂了电话，留一长串忙音。
我靠在椅背上，心里那根弦绷紧了。半个月后的市委调令，我原本只是猜测，现在这通电话，像一只手把幕布掀开了一角。
天又下起小雨，淅淅沥沥地落在窗沿上。我关好门窗，把方厂长的笔记本放回铁皮柜锁好，转身出门。经过二车间时，老钱带着几个工人在给设备做防潮处理，灯光从半开的门里漏出来，落了几道在雨地上。
我撑开伞，走出厂门。老万在值班室冲我喊：“程厂长，雨大，等会儿再走吧！”我回头笑了笑：“没事。”
雨点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我一步步往前走，心里盘算着明天该说什么。雨幕把整个厂区笼得灰蒙蒙一片，只有那根旗杆还立得笔直，旗子在风雨里翻卷。
第十一章 组织部谈话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到了市委大院。门口站岗的小伙子看完我的证件，又打了通电话确认，这才放我进去。组织部在市委主楼三层，走廊里地板擦得能映出人影。我在二处门口站定，整了整衣领，轻轻敲门。
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干部，戴副细框眼镜，看见我，点头一笑：“程默同志吧？请进，顾处长正等着。”我走进去，办公室不大，靠窗的位置坐着个四十七八岁的中年男人，身姿笔挺，短发，额前有几根白发，眼神沉稳。他抬手示意我坐下，又对年轻干部说：“小陈，倒杯水。”
小陈出去时把门带上了。顾处长看着我，开门见山：“程默同志，今天叫你来，主要是代表组织上跟你做一次例行谈话。青江机械厂的情况，你到任之后做了不少工作。审计组那边也反映了你的一些情况，组织上认为有必要听你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坐得端正，双手交握放在膝上，语气不紧不慢：“顾处长，我到青江一个多月，只做了一件事：把厂里的家底摸清楚，把能救的部分先救起来。方厂长生前留下的技术方案，我认为还有落地价值，目前正在进行样机试制。审计组查的几件事，我都配合提供了材料。”
顾处长点点头，沉吟了一下，说：“青江是市里挂了号的亏损企业，担子重。组织上当初把你放过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顿了顿，抬眼看我，“有人提议让你正式负责青江的全面工作，但这个提议目前有不同意见。你到厂时间短，资历浅，这是客观事实。”
我心里微动，但没有插话。他继续说：“今天找你来，一是想听你当面表态，二是通知你，半个月后市委有一批干部调整。青江在调整范围之内。你现在的身份还是副厂长，能不能转正，组织上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我点点头：“我明白。组织上有什么要求，我照办。”
顾处长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转瞬即逝：“程默，你在局里写了八年材料，能力有。但管企业不是写材料，你真有把握把青江弄好？”我迎着他的目光，说：“顾处长，我不敢说有十成把握，但我能说，只要我在青江一天，这个厂就不会再往下滑。我会用结果说话。”
他“嗯”了一声，站起身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我：“这是市里《市属国有企业改革振兴三年行动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回去好好看看。你那个样机的事，如果能赶在月底前出成果，最好。组织上要看的，不是苦劳，是实打实的变化。”
我双手接过文件，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点了一下。半个月后的干部调整，就是那把悬在头顶的剑，也是我最后的机会。周炳坤现在被审计组缠住了，但背后的吴德贵不会坐视不管。这半个月，每一步都不能走错。
从组织部出来，手机响了。是秦望山打来的。他说他找了过去的老同事，帮我把球铁壳体的热处理参数优化了一遍，让我去龚老板厂里拿新的试件。我立刻赶过去，龚老板正在炉前忙活，光着膀子，汗珠子滚在圆肚皮上。他看见我，咧嘴一笑：“程厂长，秦老师又出了新招，这回保证比上回还漂亮。我连夜给你多做了两件，一个不收费，当给方厂长烧纸了。”我握了握他的手，没说话。
下午回到厂里，我把新试件搬进二车间。老钱和胡志强早就等着了，几个人围上来，像看宝贝一样摸着那几件还带着热乎气的铸件。胡志强拿着游标卡尺来回量了好几遍，抬头说：“程厂长，尺寸全在公差范围内，没问题。”老钱搓着手问：“什么时候装机试验？”我说：“今晚开始。”
晚上七点，二车间的灯重新亮了起来。老钱带着人把拆开的设备重新合拢，挂上试件，开始装配。秦望山也来了，站在旁边看，不时伸出指头点一下：“这里得加垫片。”“那个销子方向反了。”工人们都服他，一边听一边调整。
我插不上手，就在旁边递工具、拿零件。孙守成也来了，搬来一箱矿泉水分给大家。二车间里又响起了久违的机器声，轰隆隆的，在夜晚的厂区里传得格外远。
十一点左右，第一台改造后的变速箱样机装好了。秦望山围着转了两圈，点点头：“可以上试验台跑一跑。”老钱把电源合上，机器“嗡”的一声启动，齿轮啮合，发出均匀而有力的声响。胡志强盯着检测表，嘴里念着数据：“转速正常，扭矩正常，温度平稳。”他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程厂长，成了！”
车间里一下炸开了，老钱摘下帽子狠狠摔在铁皮凳上，嘴里喊着“成了成了”。工人们围过来，有人拍我肩膀，有人跟秦望山握手。我站在那儿，看着那台运转的样机，嗓子眼有些发堵。
秦望山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还只是空载。要真正证明它行，得装到农机上去，下地跑。那才是关键。”我点头：“我明天就联系附近农户，找块地试验。”他拍拍我手臂，像在提醒又像在鼓励。
正说着，赵小娥从外面跑进来，手里举着手机，脸色不太好。她把我拉到一边说：“程厂长，周炳坤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您在搞样机，刚才打电话给我，说明天市里有人要来厂里调研，重点看‘是否存在违规占用工作时间搞私人试验’。”
我笑了一声：“让他来。我们晚上加班，用的是下班时间，设备维护是正常生产准备。他愿意带人来看，正好让市里看看，青江还有人在干活。”
赵小娥还想说什么，我摆摆手：“赵姐，麻烦你回办公室，明天调研的事按正常流程准备。不要多话。”她点头，匆匆走了。
夜风从车间大门吹进来，带着夜里特有的凉意。我回头看着那台还在平稳运转的样机，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周炳坤明天叫来的人，会是谁？吴德贵的人，还是别的什么角色？
我走到车间门口，给李科长发了条信息，问他明天市里有没有人下青江调研。过了一会儿他回了：有。工信局和局里各去一个，局里派的是吴凯。
我盯着吴凯两个字，嘴角慢慢浮起一点弧度。吴德贵，你终于舍得把外甥放出来咬人了。
正好。
第十二章 台下过招
第二天上午十点，两辆黑色轿车一前一后停在了厂门口。头一辆下来的是工信局王副局长，第二辆下来的就是吴凯，穿着新买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腕上多了一块表，走起路来轻飘飘的。
周炳坤从办公楼里迎出来，老远就伸出手，满脸堆笑：“王局长，欢迎欢迎，可把你们盼来了。”王副局长跟他握了握手，又扭头介绍吴凯：“这是市局综合科的吴科长，今天一起下来看看。”吴凯挺了挺胸，矜持地点了下头。
我在会议室门口等着，见他们进来，不卑不亢地打了招呼。王副局长看见我，目光里多了几分打量。他是上次在工信局见过我的，对我印象不差。吴凯看我的眼神却有些怪异，带着股得意，又藏着几分不自在。他喊了声“程哥”，声音比在局里时还亲热，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
会议由周炳坤主持。他先汇报了厂里的基本情况，话说得很漂亮，什么“深化改革、稳定队伍、积极自救”，一套一套的。可王副局长听着听着，眉头皱了起来，打断他：“周厂长，我听说厂里最近二车间有些动静？说说具体情况。”周炳坤脸上的笑僵了一瞬，清了清嗓子：“就是些设备维护保养的小事，不值一提。”他给吴凯递了个眼色。
吴凯会意，接话道：“王局，青江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亏损。设备维护是基础工作，谈不上什么亮点。我倒是听说厂里最近有人私下搞一些试验，占用了不少人力物力。审计期间这么搞，怕是不太合适。”他说完，目光往我这边瞟了瞟。
王副局长没回应他，反而转头问我：“程厂长，二车间现在什么情况？”我不慌不忙，从包里拿出工作日志，递过去：“王局，二车间确实在做设备维护，同时进行方厂长遗留技术方案的样机验证。所有工作都在下班时间进行，涉及费用全部有票据。这是台账。”
王副局长翻了翻，点了点头。吴凯脸上有些挂不住，干咳一声：“程厂长，你刚调到企业，可能对审计期间的纪律要求还不太清楚。这种时候搞新项目，容易给厂里添麻烦。”我看着他，语气很平静：“吴科长，我在局里写了八年材料，纪律要求我清楚。正因为审计期间，才更要把厂里的真实情况亮出来，让组织看清楚。”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王副局长把工作日志合上，问周炳坤：“周厂长，你说的那个样机在哪儿？能看看吗？”周炳坤脸色变了变，说：“在二车间，不过还没完全弄好……”王副局长站起身：“没关系，看看也好。”
一群人往二车间走。老钱和工人们正在里面整理工具，见有人来，停下手中的活。样机摆在车间中央，擦得干干净净。王副局长围着转了一圈，又让老钱讲了几句。老钱把原理和参数说了个清楚，王副局长听得很专注，最后说：“这东西有点意思。青江要是能多几样这样的真东西，日子就好过了。”
吴凯站在旁边，脸上的表情像吞了只苍蝇。周炳坤更是阴着脸，眼睛在我身上剜来剜去。
调研结束，王副局长上车前握了握我的手，低声说：“样机的事我记着了。下午工信局有个会，我先走。你好好干。”他上了车，绝尘而去。吴凯没走，他站在厂门口，看了看我，走近两步，压低嗓子说：“程哥，我二舅让我带句话：有些事别做得太满。市里的水，比青江深。”
我看着他，轻轻笑了一下：“回去告诉你二舅，我在青江不蹚水，只做实事。”吴凯嘴角抽了抽，转身钻进车里，砰地关上车门。
他们走后，我回到办公室。老钱跟进来，关上门，有些担心地问：“程厂长，吴凯那小子不怀好意，今天会不会给咱们上眼药？”我示意他坐，给他倒了杯水：“他还没那个本事。今天王副局长的态度，已经说明问题了。市里不是所有人都跟吴德贵一条心。”老钱松了口气，又压低声音说：“那周炳坤呢？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点头：“所以我们的样机必须尽快下地试验。只要有了实打实的数据，谁来了都翻不了。”老钱拍拍腿：“我这就去联系地。”他走了两步，又回头问：“程厂长，你还得去趟农机公司，找台能装咱们变速箱的旋耕机。”我说：“明天我亲自去。”
傍晚的时候，天又阴下来。我坐在办公室里看那份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逐条琢磨。方案里提到“支持市属国企盘活存量资产、推动老厂区转型升级”，这条对我很重要。青江的地皮和厂房，如果结合新物流园区的规划，完全有可能换来一笔救命钱。但前提是，厂子得有能拿得出手的产品和技术。样机就是敲门砖。
正想着，手机响了。是郑建国。他压低声音说：“程默，跟你说个事。吴德贵今天下午去了市政府，找分管副市长，说青江的审计查出问题了，要求市委暂缓对青江的干部调整安排，至少推后半年。”我心里一沉，但语气没变：“确定吗？”郑建国说：“确定。我那会儿正在市府送文件，看见他进去的。出来的时候脸色不错，估计谈成了。”
我挂了电话，走到窗前。雨已经落下来，打在玻璃上，细密如针。吴德贵这一手，够阴。审计还没出结论，他就先给市领导吹风。只要干部调整一拖，我在青江就永远是代理身份，名不正言不顺，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是“僭越”。
但我也清楚，事情走到这一步，急不得。吴德贵能拖我，却拖不了审计组。只要审计结论一出，周炳坤的问题就摆到台面上。到那时候，吴德贵想压也压不住。
我转身坐回办公桌前，翻开方厂长的本子，一页一页看下去。他那句“给我三个月”像烙铁一样烫在心头。我没有三个月了，顶多半个月。样机下地、审计结论、干部调整，三条线绞在一起，像三股麻绳，拧得越来越紧。
窗外雨势渐大，后半夜还起了风。我起身关灯，准备回宿舍睡。刚走到门口，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孙守成发来的：程厂长，周炳坤刚才冒雨出了门，往市局方向去了。
我站在黑暗里，雨水在楼道外哗哗地响。这盘棋，他们开始换子了。
我攥了攥手机，转身回屋，重新打开台灯。既然他去找吴德贵，那我就把样机的事再往前推一步。明天一早，去农机公司。这局，不能停。
第十三章 下地试验
天还没亮透，我就出了门。雨已经停了，地面湿漉漉的，空气里飘着泥土和铁锈混在一起的气味。我坐了头班公交去城东的农机公司，那地方以前是国营的，后来改了制，叫青江农机销售服务公司，门面不大，院里停着几台旧旋耕机。
经理姓马，五十多岁，脸膛黑红，一看就是常年在田间地头待的人。我说明身份，他上下打量我一番，笑得有些勉强：“程厂长，你们厂的事我听说了一些。不是我不帮忙，只是现在农机市场不景气，我们这几台机器都是返修货，能用的没几台。你要借去搞试验，万一坏在半道上，我这店还开不开了？”
我早有准备，从包里拿出工作证和一份承诺书，递过去：“马经理，机器借我一天，试验地点就在城郊杜家村，离这儿十几里地。出了问题，我照价赔偿。这是承诺书，白纸黑字。”我顿了顿，补了一句，“样机里用的核心部件是青江自己改造的，如果试验成功，以后你店里多一个卖点，青江多一条活路。”
马经理点着烟，吸了半天，才把承诺书往桌上一拍：“行。程厂长，我丑话说前头，要是真坏了，你可别赖账。”我笑着说：“赖不了。”
上午十点，我带着人和机器到了杜家村。老钱、胡志强、秦望山都到了，还有龚老板派来的一个年轻技术员。村里联系的地是一块刚收完玉米的旱地，土质偏硬，正适合做负荷试验。老钱和胡志强麻利地把旧变速箱拆下来，换上我们改造的新变速箱，加满油，又检查了一遍连接部位。秦望山站在地头，手里拿个小本子，准备记录数据。
胡志强上机操作，旋耕机轰隆隆响起来，铁轮碾过地皮，刀轴翻起一层层土浪。我站在田埂上，眼睛紧盯着机器，心提到了嗓子眼。第一圈跑下来，老钱喊了一声：“温度正常！”第二圈，胡志强加大了油门，机器深翻硬土，声音沉闷有力。秦望山盯着秒表，嘴里念叨：“转速稳定，扭矩输出平稳。”
第三圈的时候，突然“咣”的一声异响。我心里一紧，老钱已经冲上去喊停。胡志强熄了火，从驾驶座上跳下来，蹲到变速箱位置查看。我快步走过去，只见箱体侧面有道细小的裂纹，油正往外渗。老钱脸都青了：“箱体有砂眼，铸造缺陷！”胡志强抬头看我，眼里的光暗淡下去。
我站在原地，脑子飞快转着。龚老板的铸造工艺虽然过关，但球铁件的小型化控制还不够精细，砂眼这种缺陷在试制阶段出现并不罕见。可眼下这节骨眼上，失败一次就少一分时间。
秦望山蹲下来仔细看了看那道裂纹，抬起头说：“不是大事。这个位置不是关键受力区，是铸造时排气没排干净。下次浇铸前改一下气孔位置就能解决。”他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程厂长，下午再试一次。我去跟龚老板说，连夜改模具。”
我点头，转身对老钱说：“把备用件搬下来，回厂里把那台旧变速箱装回去，机器还给马经理，明天再来。”老钱擦了把汗，说：“成，我这就安排。”
就在我们准备收工的时候，我手机响了起来。是郑建国打来的，声音有些急：“程默，你在哪儿？审计组那边刚开完碰头会，结果马上要报市里了。周炳坤的问题基本坐实，但吴德贵今天一早就去了市府，给分管领导递了个话，说青江眼下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宜在审计结论出来前调整班子。”
我握着手机，目光落在远处那块翻了一半的地上，泥土黑油油的，翻出来的茬子白生生的。我沉声说：“结论什么时候出？”郑建国说：“最快后天。”我“嗯”了一声，说：“那就让结论自己说话。”挂断电话，我把秦望山叫到一边，低声交代了几句。秦望山听完，拍拍我肩膀：“放心，今晚我去龚老板那儿盯着，明早一定把新件送到。”
当天下午，我回到厂里。赵小娥送来一份通知，是市局转发的会议通知，时间定在五天后，内容是“市属国企改革振兴座谈会”。我看了看发言名单，周炳坤的名字赫然在列，而我的名字不在其中。赵小娥小声说：“程厂长，这名单是局里定的。”我点头：“我知道。”
我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走到窗边。吴德贵这盘棋下得有条不紊：先拖审计，再拖干部调整，最后把发言名额拿掉，把我彻底边缘化。可他不明白，我已经站在他的棋盘之外了。他管得了局里，管不了地里的泥巴。
第二天，天刚亮，秦望山就带着新铸造的箱体回到厂里。龚老板这次亲自跟来，眼窝发青，显然一夜没睡。他站在车间里说：“程厂长，昨晚试了三次，最后才找出排气孔的最佳位置。这个件我拿脑袋担保，没问题。”我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
上午九点，我们又到了杜家村。这回带了三个件，以防万一。胡志强麻利地换上新的变速箱，秦望山重新校了一遍参数。旋耕机一发动，声音比昨天还顺畅。老钱和龚老板站在地头，眼睛死盯着机器。第一圈，正常。第二圈，加大负荷，正常。第三圈，连续深翻，油温稳定，无异响。
胡志强从驾驶座上跳下来，跑过来时摔了一跤，满身是泥，却笑着喊：“程厂长，这回真成了！”老钱转过身去，用袖子在脸上抹了一下。我站在田埂上，看着那台旋耕机在新翻的地里走直线，心里像有什么东西一下松开了。
秦望山把数据本合上，递给我：“拿去给该看的人看。”我接过来，一页页翻着，那上面的数据全是最好的证明。
回到厂里，我把试验结果整理成简报，附上数据和照片，一式三份。一份送工信局王副局长，一份送审计组严组长，一份自己留着。赵小娥帮我打印的时候，手不抖了，笑着说：“程厂长，这次总该让那些说闲话的人闭嘴了吧。”我摇摇头：“嘴长在别人身上，闭不闭不要紧。东西是真的，就够了。”
当天下午，严组长给我发了条短信：材料收到。周炳坤已被暂停职务，配合调查。
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那棵老槐树在风里摇摆。天色阴沉，但西边已经露出一条细长的亮光，像刀切开的口子。
晚上，我请秦望山、龚老板、老钱、胡志强还有孙守成在厂门口的小饭馆吃了顿饭。菜是家常菜，酒是散称的粮食酒。龚老板举着杯子说：“程厂长，来，敬你一杯。这几年青江没人请我喝过酒。”我跟他碰了一下，一口干了。老钱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桌子说：“老子这几年受的气，今天总算出了。”孙守成坐在旁边笑着，不说话，只是给大家倒茶。
散场的时候，夜已深了。我一个人往厂里走，手机忽然响了。是组织部那个年轻干部小陈。他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程厂长，顾处长让我通知你，三天后市委常委会研究干部调整。青江领导班子列入议程。你做好准备。”
我停下脚步，站在路灯底下，灯光从头顶洒下来，把我的影子压得又短又实。我说：“好，我准备。”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着青江机械厂那扇锈迹斑驳的大门，门楣上的厂名在夜色里只剩个模糊的轮廓。三天后，一切见分晓。
第十四章 暗流涌动
周炳坤被停职的消息传得比风还快。第二天一早，厂里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说审计组把账查了个底掉，周炳坤这些年通过虚假招待费、虚报维修开支、倒卖厂里的旧设备，至少弄走了几十万。还牵连出几个中层干部，包括财务科长孙茂林，都被叫去谈话了。
我下楼的时候，三车间的工人们正在门口抽烟。见我过来，纷纷站直了身子，有人喊了声“程厂长”。我点点头，问了句：“今天三车间的活儿正常吗？”刘主任从里面迎出来，搓着手说：“正常正常，机器都转着呢。”他迟疑了一下，又说，“程厂长，周炳坤的事，厂里传什么的都有。大伙儿心里没底，您给拿个主意。”我看着他，又扫了一圈围过来的工人，声音不高不低：“天塌不下来。厂子还在，咱们还在。该上工上工，该吃饭吃饭。有什么问题，我顶着。”
工人们互相看了看，有人点头，有人小声说“程厂长稳当”。我摆摆手示意大家散了，自己往二车间走。老钱正带着胡志强给那台样机做数据复核，见我进来，抬头笑了笑：“程厂长，昨天地里跑完回来，我又把几个关键尺寸复了一遍，全都合格。这套方案能行。”我说：“行。今晚把技术资料整理成正式文件，过两天市里开会要用。”
老钱应了一声，又压低嗓子问：“周炳坤真出不来了？”我看了他一眼，只说了句：“等组织结论。”老钱就没再问。
上午十点，赵小娥敲开我办公室的门，说市局来了个电话，吴局长请我下午去一趟。我把手里的笔放下，沉吟了一下。吴德贵这时候叫我过去，要么是施压，要么是试探。但不管哪种，我都得去。躲不掉，也没必要躲。
下午两点，我准时到了市局。局里的走廊还是那条走廊，灯坏的那盏还是没修。吴凯在办公室门口看见我，笑得有些假：“程哥来了？我二舅在屋里等你。”我点了点头，径直走过去。吴德贵坐在他那张大办公桌后面，手里端着茶杯，见我进来，脸上挂着笑，亲热地招呼：“默啊，坐坐坐。好些日子没见你了，在青江还习惯吧？”
我坐在他对面，语气很平：“还行。厂里事情多，但都在慢慢理顺。”吴德贵“嗯”了一声，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你下去锻炼这段时间，局里的事也忙。吴凯刚接手综合科，还不太适应，年轻人嘛，得多学习。”我笑了笑，没接话。他放下茶杯，忽然换了个语气：“青江最近事情不少，审计、技改、还有那个样机试验。你干得不错，市里有领导都提你了。”我依然没接话，等他往下说。
他顿了顿，身子往前倾了倾：“但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提个醒。三天后市委常委会研究干部调整，你这个正厂长的提名，应该能上会。不过上会之前，组织上要听取各方面意见。我是你的老领导，有些话得提前跟你打个招呼。”他看着我，语速放慢，“青江这地方，水深。你一个人，怕是独木难支。所以我的意见是，正厂长可以让更稳妥的同志先干，你继续抓技术，等时机成熟了再转正。”
我迎着他的目光，心里像明镜似的。吴德贵这是要拿“组织意见”压我，让我自己放弃提名。我沉默了几秒，平静地说：“吴局长，您是看着我进机关的。我这人，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没挑过。但青江现在刚有了一点起色，如果这时候换人，前面做的事情就全断了。样机下地了，市场还没打开，设备还没全面恢复。您最清楚，干部调整看的是实绩，不是资历。”
吴德贵脸上的笑慢慢收了，目光里透出冷意。他往椅背上一靠，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程默，你觉得自己能扛下青江？”我直视他：“我扛不扛得起，样机替我说话。审计组的结论替我说话。工人们的眼睛也替我说话。”
办公室里的空气僵了一瞬。吴德贵没再说话，只是端起茶杯，慢慢吹着浮在上面的茶叶。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摆摆手：“行吧，你的态度我知道了。回去好好准备。”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他又补了一句：“程默，不管走到哪一步，别忘了自己是从哪里出去的。”
我脚步一顿，没回头：“忘不了。”
从市局出来，天还是阴的。我站在台阶下，给李科长发了条短信，让他下班后老地方见。李科长回了个“好”。
傍晚六点半，我在局后门斜对面的小面馆里等到了李科长。他推门进来，头上戴了顶深色帽子，进门才摘下来。我给他要了碗牛肉面，他坐下先喝了口热汤，才说：“吴德贵今天去了两趟市府，见的是分管工业的副秘书长。具体谈什么不知道，但肯定跟你的事有关。”我点头：“我下午也去了他办公室，他让我自己放弃提名。”李科长哼了一声：“他急了。周炳坤一倒，他怕你也把火烧到局里来。”我盯着面碗，用筷子慢慢搅了搅：“他越急，越说明那笔账不干净。”李科长抬头看我：“你手里还有什么东西？”
我放下筷子，从包里拿出一份报表复印件。那是李科长之前帮我调出来的，三年前青江机械厂向市局申报的一笔技术改造配套资金，总额三十万。资金拨下去了，但青江的账上只收到了十万。中间二十万去向不明，签收人一栏写的是周炳坤，但审批流程里有吴德贵办公室的用章记录。我指着那行字说：“这笔钱，吴德贵也沾了手。”
李科长脸色变了变，压低声音说：“你准备什么时候拿出来？”我摇头：“现在还不是时候。三天后上会，我手里得留底牌。吴德贵如果只是在会上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不动。他要是真敢翻我的盘，我就把这个交给组织部。”
李科长长出一口气，拍拍我胳膊：“程默，你比在局里的时候狠了。”我苦笑了一下：“被逼出来的。”
从面馆出来，夜已经黑透了。街边的梧桐被风吹得哗哗响，黄叶贴着路面打旋。我裹紧外套，慢慢往公交站走。经过青江机械厂门口时，老万还在值班室看电视，见我回来，探出头问：“程厂长，吃了吗？”我笑着说：“吃了。”他“哦”了一声，又缩回去。
我走到二车间门口，里面还亮着灯。老钱和胡志强正在把样机装箱，木箱旁边放着几把锤子和一捆草绳。我走过去问：“这是干什么？”老钱抬头抹了把汗：“明天市里那个会，我们打算把样机拉过去，让领导们亲眼看看。”胡志强也凑过来，笑着说：“程厂长，我和钱师傅商量好了，明天一早用三轮车拉，机子放在木箱里，保证不磕碰。”
我心里一热，看着他们满手的油污和地上的木屑，说：“好。明天我跟着车一起去。”老钱一拍胸脯：“那还用说！”
深夜，我坐在办公室里最后整理一遍发言提纲。周炳坤倒了，吴德贵急了，组织部还在等结果。我把样机试验数据和方厂长的事迹写成了一份简洁的发言材料，只等明天会议室里，把青江的真相摊开。
窗外起了风，远处隐约有鸡鸣。天快亮了。
第十五章 会场亮剑
国企改革振兴座谈会定在市委第一会议室。会议室很大，椭圆形的桌子围坐了二十多人，有市领导、各委办局负责人、几家重点国企的厂长。我带着老钱和胡志强提前一小时到场，把样机木箱搬到了会场外头的门厅里。为了这个，赵小娥还专门帮我开了张设备外出凭证，防着再被谁说成“私自携带厂产”。
会议开始前，我在签到台遇见了吴凯。他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签到簿，看见我愣了一下，又马上堆起笑：“程哥，你今天也来了？”我签下名字，说：“市里通知的。”他翻了翻议程，说：“发言顺序是按名单走的，你在后面。”我点了点头，没再多说。
会议开始后，几个企业的负责人依次发言，讲的大多是困难、请求支持。市领导偶尔插话问问数据，大部分时间静静听着。吴德贵坐在靠前的位置，一直低头看文件，偶尔抬头扫一眼，目光没在我身上停留。
轮到青江的时候，主持人先点了周炳坤的名字。周炳坤没来。会议室里静了两秒，有人往我这边看。吴德贵干咳一声，说：“青江的周炳坤同志因故不能到会，由副厂长程默代发言。”主持人点点头，示意我讲话。
我站起来，先向各位领导微微鞠了一躬，然后开口：“各位领导，青江机械厂的情况，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亏损、停产、拖欠工资、人心涣散。这些我不回避。但今天我只讲一件事：方文修厂长三年前留下的技术方案，我们把它做出来了。”
我把样机试验的简报投到会场的展示屏上。翻动的数据表和现场照片让原本有些沉闷的会场一下安静下来。我继续说：“我们改进了旋耕机变速箱的壳体和内部结构，用的是球墨铸铁，重量减轻了百分之十五，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前天在杜家村旱地做了实测，连续深翻三个小时，没有故障。”
王副局长插了一句：“老程，你这个样机现在在哪儿？”我往门厅方向一指：“就在会场外面，我们搬来了。各位领导有兴趣，散会后可以看看。”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声议论。市领导翻了翻简报，问：“推广价值怎么样？”我答：“我市农机保有量大，青江以前的主打产品就是旋耕机配件，市场渠道还在。只要样机稳定，后面可以快速恢复供货。”
吴德贵的脸色沉了下来。他翻了翻手里的文件，忽然开口：“样机虽然做出来了，但产品质量认证、市场准入这些都还没走。现在就拿到会上来说，是不是有些着急？”我转向他，语气很稳：“吴局长说得对，认证和准入确实要办。但如果没有样机，这些事永远办不了。我先把这个‘一’做出来，后面的‘二三四’才有基础。”
会议室里又静了一瞬。有几位领导微微点头。吴德贵没再说话，端起杯子喝了口水，脸色像蒙了层灰。
散会之后，几位市领导和工信局的王副局长真去了门厅看样机。老钱和胡志强把木箱打开，样机露出来，王副局长弯下腰细看了半分钟，抬头对身边的一位领导说：“这是实打实的东西，不是花架子。”另一位领导也点头：“青江这厂子，有救了。”
吴德贵站在人圈外面，脸色铁青。吴凯也来了，想凑近看，被老钱不动声色地挡了挡。吴凯尴尬地站在旁边，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什么。
当天下午，市委组织部打电话到厂里，通知我明天上午参加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做五分钟补充发言。赵小娥接的电话，手捂着话筒跑来告诉我，眼里全是笑：“程厂长，组织部说，青江的班子调整明天上会，让你列席说明情况。”我点了点头，说：“给我准备一套干净衣服。”
第二天上午，我换了身深色西装，站在市委主楼前，腿有些僵。十分钟后，我坐在常委会扩大会议的旁听席上，对面坐着十几位常委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吴德贵也在，坐在靠边的位置上，脸色不像往常那样从容。会议先是审议了几项常规议程，轮到青江班子调整时，主持人示意我发言。
我用三分钟时间汇报了青江现状和样机进展，最后说：“如果组织上信任我，让我把青江的担子挑起来，我保证一年之内让厂子止住亏损。两年之内，让青江自己造血。”会场静得很，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吴德贵的手指一直在桌沿上轻轻敲着，最终也没说一个字。
会议没有当场宣布结果，但我走出会场时，看见顾处长在走廊那头朝我点了点头。那一下，比任何话都更有分量。
第十六章 调令
三天后，市委关于市属国企班子调整的决定正式下达到青江机械厂。赵小娥拿着红头文件跑进我办公室的时候，声音都变了调：“程厂长，下来了！市委调令下来了！”我接过文件，目光扫过那几行铅字：免去周炳坤青江机械厂副厂长职务，任命程默为青江机械厂厂长。
我把文件放在桌面上，手指轻轻按着纸页边缘，好一会儿没说话。赵小娥站在门口，眼里闪着光，说：“程厂长，我去把消息贴到宣传栏去。”我点头：“贴吧。让大家都知道。”
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厂。中午食堂开饭的时候，工人们三三两两涌过来，看见我都笑着打招呼。老万在厂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纸屑飞了一地。我走过去说：“老万，别放了，注意安全。”他笑着说：“程厂长，不，厂长，您不让我放，这心里的火没处发啊。”我拍拍他肩膀，没再拦。
老钱和胡志强从二车间里跑出来，老钱一把抓住我的手，捏得生疼：“厂长，这回名正言顺了！”胡志强在旁边笑，满脸油花。孙守成远远站在仓库门口，朝我比了个大拇指。我朝他点点头。
下午，组织部派人来厂里宣布任命。来的正是顾处长。他在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会上宣读了文件，又说了几句勉励的话。会议结束，他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说：“程默，常委会上你是全票通过的。不容易。”我给他倒了杯水，坐下来。他继续说：“周炳坤的问题，审计组已经移交。吴德贵那边，市纪委也收到了一些线索，正在初核。你心里有数就行。”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头。他站起身，拍拍我肩：“青江的路还长。干出成绩来，组织上会看到。”我送他下楼，在厂门口握了手。他上车前回头说了一句：“程默，你那句两年之内自己造血，我可是替你记着呢。”我笑着说：“我记着。”
调令下达后的第三天，吴凯灰溜溜地来了一趟青江。据说是市局派他来交接一些遗留手续。他见了我，脸上挤着笑，喊了声“程厂长”。我点点头，也没为难他，让赵小娥把该给市局的材料整理好交给他。临走时，他站在厂门口，有些局促地说：“程哥，以前的事，是我不懂事。”我看着他，语气很淡：“年轻时候都有不懂事的时候。以后把材料写好，别老找人代笔。”他脸涨得通红，点了点头，转身上车。
吴德贵没再来过青江。我听李科长说，市纪委已经找他谈了两次话。他的办公室门上那盏坏了的灯，至今没人去修。老刘浇花的时候念叨：“这灯坏了好些日子了，也不见人来管。”我听了，没说话。
任命下来后的第一件事，我召集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个会。会上我没有多讲大道理，只说了三件事。第一，二车间全面恢复生产，两个月内完成所有设备的维护保养。第二，销售科重新建立客户台账，我亲自带队去跑市场。第三，财务科重新做预算，以后每一笔支出都要有据可查。说到第三点的时候，孙茂林低着头，不停擦汗。我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说。
会议结束后，赵小娥送来一叠新印的厂报，上面写着青江机械厂恢复生产动员。我翻了一下，让她把报头下面那行字改了，她说：“改成什么？”我说：“就写——重新开工，从地里挣回脸面。”她笑着点头。
第十七章 换了人间
一个月后，青江机械厂跟龚老板的铸造厂签了正式合作协议。第一批改造后的变速箱下了生产线，运往市农机公司。马经理给我打了个电话，嗓门很大：“程厂长，你那东西真不赖，最近农户来问的不少。我准备再订二十套。”我说：“二十套没问题，交货期十五天。”他哈哈一笑：“行，青江这回是真活过来了。”
老钱带着二车间的工人天天干得满头汗，机器声从早响到晚。三车间也逐步恢复，两条生产线同时开动，烟囱里冒出了久违的青烟。厂里新招了六个年轻工人，胡志强当上了技术组组长，天天带着人研究工艺改进。秦望山隔三差五来一趟，每次来都揣着几页新写的工艺建议，交给老钱他们去试。
孙守成还是管仓库，但现在台账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批进出料都标得明明白白。赵小娥说老孙越活越精神，背都不驼了。我笑笑说：“人有了奔头，自然不一样。”
财务科重新做了一份预算。孙茂林主动写了份检讨交上来，我没收，让他把精力放在正事上，把过去那些糊涂账一笔一笔理顺。他像得了大赦，天天加班加点，半个月就把近三年的账重新做了个底账，摊在桌上厚厚一摞。他说：“厂长，我算是想明白了，账不清，人不安。”我点头：“那就清到底。”
方厂长的老伴宋阿姨，我每个月都去看她一次。有时候带点米面，有时候就坐坐。她身子好些了，天气好的时候能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一次她对我说：“老方要是知道你还在琢磨他那几张图，肯定高兴。”我低头笑了笑，说：“方厂长留下的，不止是图纸。”她听了，眼泛泪光，拉着我的手轻轻拍了好几下。
市委又开了几次会，确定以青江为试点，探索老工业地块与物流园区联动开发。市里拨了一笔技术改造资金，虽然不多，但雪中送炭。我用这笔钱给二车间换了台新铣床，又修了食堂和员工浴室。工人们干得更有劲了。
吴德贵被免职那天，李科长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声音有些复杂：“程默，吴德贵被带走了，就在今天上午。”我握着手机，站在二车间外面，机器声从里面传出来，轰隆隆地响。我沉默了好一会儿，说：“知道了。”李科长又说：“吴凯被调到局属单位了，综合科现在群龙无首，上面让我先顶着。”我笑了笑：“那你就顶着。我写材料那点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也笑了：“得了，你现在是厂长，我可请不动你。”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天。天蓝得透亮，几朵云慢悠悠地飘过。厂区里的老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老万在门口浇花，水管子漏了，水花喷得到处都是，他手忙脚乱地去堵，嘴里还哼着小曲。
老钱从车间里走出来，满手油污，擦都擦不干净。他笑着说：“厂长，这批活干完，我想给二车间的弟兄们放半天假，带他们去杜家村收尾款的地里看看。那片地，是咱们青江重新站起来的地方。”我看着他，点头：“行。去看看。给地里插块牌子，就写‘青江样机试验田’。”老钱眼睛一亮：“这主意好。”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方厂长工作室门口。那间小屋已经重新整理过，门上的锁换了新的，窗户擦得透亮。我推开门进去，夕阳从西窗照进来，把墙上那些旧图纸染成金黄色。方厂长的笔记本和图纸都装在防潮箱里，端端正正放在木桌上。我在桌前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秦望山。几秒后他回了一条：青江有魂。
我锁上门，转过身。厂区里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把青江的青砖路照得亮堂堂的。不远处传来工人们的说笑声，和机器的低鸣混在一起，热闹，踏实。
那根旗杆上，新换的旗子在晚风里轻轻飘着。我站在台阶上，看了一眼，转身往办公室走。
八年压在心里的那口气，终于顺了过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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